这次发现的窖藏银杯的数量达11件，盘3件。小巧玲珑的杯盘胎体轻薄，杯口径8.5至9.3厘米，高5.1至5.5厘米，盘径为15.8至17.5厘米，高1至2.5厘米。银器的造型与装饰均取材于自然界生物（花卉为主）或日常生活：如出土数量最多（8件）的莲花杯，杯身作六瓣莲花形，下附六瓣花形空足或圈足，杯身压印花样繁多的凸花花纹（有折枝菊、梅、茶花、牡丹、玉兰花等），杯口内沿饰连续六瓣小花图案，口沿与杯心凸花皆鎏金，俯视小杯，犹含苞待放。

　　银质莲形杯以“亭亭净植”的莲之清丽脱尘与“和清静寂”的茶性相亲，菊淡梅冷，“花中四友”之菊与梅又何尝不可作为茗杯的取向？这批银器中菊花杯和梅花杯各一件，都有银盘配套。菊花杯杯身是重瓣菊花，杯身与盘心凸出，饰意为花蕊，其配套托盘亦为连瓣菊花形（无足），杯置盘中浑然一体，俨然为一朵盛开之菊。菊占花中最高品秩，有“能傲寒霜，独矜晚节”之誉，以菊为茗杯之形，令人有啜英咀华的感觉。

　　梅花杯盘各一件，器身亦均作五瓣梅花形。盘平底无足宽沿，杯底附五瓣花形空足，外撇盘沿与杯足饰鎏金子芽图案。盘心、杯心分别凸印新月折枝梅。此一器在手，也觉暗香浮动，花影扶疏，平添不少茗趣。这批窖藏银茶具中的鎏金夹层八角杯，格外引人注目，此杯口径7.5－9.3厘米，高5.5厘米，杯身与足均呈小八角形。壁为夹层，通体鎏金，口内沿与杯足錾刻一周卷草图案，杯心錾刻《踏莎行》词，分10行，每行字数不等，计61字。全文为：“足蹑云梯，手攀仙桃，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到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队。宴罢琼林，醉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至，倏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踏莎行。”词中歪戴乌纱帽，身着状元袍的新科状元，骑着配备金鞍玉勒的骏马，手执仙桂，在随从的簇拥下，离开琼林苑的御宴，恣游花市的情景，是所谓“花底天宽春无限”、“春风得意马蹄疾”，十分生动写实。八面开光图中凸刻的图案，一气呵成，构图活泼，直将一首“踏莎行”的词境表达得淋漓尽致。

　　整个一批银制茶具继承发扬了唐代金银器模压、锤、錾刻、焊接、鎏金等工艺传统，在其基础上创造了立体装饰、浮雕凸花和镂刻工艺，充分显示出宋代金银工艺制作的高水平。

　　故县乃邵武旧县城，银器出土地点附近是宋宰相李纲、御史中丞黄履等达官贵人府第，因此，这批窖藏银器绝非寻常百姓可有之物。

　　与唐代相比，宋人，尤其是官宦、富贵人家更重视茶具的质地和工艺。金银茶具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普遍欢迎，富丽工巧的金银茶具成为文人骚客吟哦的对象——“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范仲淹诗）、“银瓶铜碾俱官样，恨欠纤纤为捧瓯”（陆游），诗中“黄金碾”、“银瓶、铜碾”都是指碾茶和注汤金银制茶具。宋人周密《葵辛杂识》一书中描述宋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极力推崇金银茶具，在全国各地的宋达官贵人墓葬中不乏用金银茶具作为随葬的例子。1990年3月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一批金银器，便是近年宋代金银茶具的极为重要的发现。

　　许峻出身名门望族，曾祖至父辈均为朝廷命官，母为唐国夫人。许峻自己则主管架阁户部文字，官至架阁朝清通判，是一个天资颖悟，富有家学而又经常舞文弄墨的京官。因此他的随葬品中大量日常生活用具（装饰品）包括文房四宝和金银茶具。许峻墓金银茶具品类丰富，制作十分精美，其中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