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七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城市不应缺失文化自觉

　　杨立青（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接下来，我们来探讨文化权利在中国的实现问题。目前在中国的语境中，一般不用“文化权利”，而用“文化权益”，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对语词的选择本身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秋风（独立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权利（ｒｉｇｈｔｓ）是具有政治学含义的概念，而权益（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是停留在法律和经济层面的概念。而刚才我说了，权利是一个主张，一个要求，而权益很有可能体现为某种物质型收益。权益是你使用某样东西可以得到某些具体的收益，而权利则是对他人，尤其是政府提出的一个要求——你必须满足我。因此，文化权利应该是成立的，只要有经济、社会权利，就会有文化权利。

　　在中国语境下，精英阶层缺乏这种文化自觉。这可能是现代中国１００多年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像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先贤们一样，他们最后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了，所以其他都落后了。这就产生了像中国这样典型的反传统的文化心态，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心态处于一种主流的位置。

　　这种心态也影响到社会，像中国过去２０多年的快速城市化过程，就是一个破坏文化的过程。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房屋、聚落、乡村、城市。北京有很多经典的四合院，它是北方人居住的经典的建筑形态，其本身是很有文化内涵的，它也是北方中国文明寄身的地方。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改造，很多很好的四合院都拆除了。

　　各地的情况差不多。伴随着城市化，城市的风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们现在到任何一个城市，看不到这个城市有什么特点，北京，济南，或者一个县城，除了繁华程度不同之外，你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文化区别，中国原有的地域性的多样性的文化差不多被消灭了。这其实是让国民的生活单一化了，多样性的文化本来是可以让国民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和空间的——有的人喜欢江南的情调，就到江南去居住；有的人喜欢北方的粗犷，就到北方定居。但现在，城市化过程几乎都把所有这些多样性取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对一个大型文明共同体来说，它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的自身文化特征的消逝，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内部精英群体缺乏文化的自觉，由此导致其政府很可能就在破坏自身的文化。本来，大部分这些具有文化内涵的建筑，完全可以不拆除，而同样可以实现居住人口的置换和城市的改造，欧洲的很多城市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因为精英群体、政府没有文化自觉。

　　杨立青：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下文化权利之所以在深圳较早提出来的某些背景。深圳可以说是全国第一个广泛讨论文化权利理论的城市，包括在开展一些大型公共文化活动如“深圳读书月”和建设“图书馆之城”中，其背后的理论意识就是市民文化权利问题。这是深圳政府的权利观的转变，另外则是公共行政理念的变化。深圳的公共行政可能要比内地很多城市都发达。

　　秋风：深圳作为人的聚合体，它确实与内地的很多城市有很大的不同。这当然首先是由它的人口结构决定的。深圳完全是个移民城市。而且，深圳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一个象征，创新、开放的象征，所以，被深圳吸引来的人士，都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由这样的市民群体所组成的城市，对城市管理当局有更高的要求。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样的城市形成过程，也塑造了深圳政府的一个特质。对于内地城市而言，它的政府原来就存在，而深圳的城市政府却由新移民所共同构造，也即政府是人们在慢慢构造市民共同体的过程中同步构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政府对市民的诉求的回应性就比较强。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深圳作为一个城市的独特性所在。所谓回应性，也就是公共性。因为政府回应性较强，这个政府的行政措施当然就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假如一个城市政府的公共行政理念发达的话，也就会比较关注市民的诉求，然后通过各种办法去满足这些诉求。这就是公共性。

　　回头我们再来看深圳市民的人口结构，他们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可能是全国最高的。这同样是由市民的构成决定的，包括流动到深圳的打工人口，在其户籍所在地，也是属于水平比较高的群体。

　　杨立青：对，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所承担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教育部也承担不了的，即职业教育功能。因为建造一个新的企业，需要大批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都是有职业文化的，而这些文化都是这些企业培训出来的。这其实是种社会启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在文化权利的意义上，“文化”当然不是单纯学历层面的。我们曾经去过安徽一个村子，村长已经搞了４本村史，他说了一句让我们很震动的话：“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有知识没文化。”所以说文化是个什么概念呢？文化是自觉意识到的东西。（王京生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