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三：敢为天下先

　　“敢为天下先”是对改革实践的总结

　　“敢为天下先”是推动社会变革时代中的标志性话语。它体现革新者果敢、坚定的意志，召唤和勉励变革的勇气与创新行为。可以说，它既是革新者的自我期许，也是革新者的社会诉求。

　　中国自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就推动着中国社会一步步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一些思想禁锢被逐次突破，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的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在这个过程初期，出于探索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需要，经济特区得以建立。建立经济特区，引入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资本主义的合理要素，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无论是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等经济特区一出生就担当了“敢为天下先”的使命。“敢为天下先”是经济特区的角色定位，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对经济特区的期望和嘱托。

　　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切入的，但经济改革并不是这场改革的唯一诉求。这场改革根本上是要推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变革，建设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恰是这场改革的伟大之处。改革的目标决定了这场改革必然要冲击原有的思想观念、原有的体制、原有的秩序结构以及原有的社会风习等等。如此一来，改革就必须在与各种阻力的较量和博弈中进行，改革者因而承担着风险。革新的力量呼唤“敢为天下先”，是因为革新必定要突破旧格局、旧秩序，会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各种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会有冲突，有交锋，附带着风险甚至牺牲，因而很多事、很多人“不敢为天下先”。正由于此，“敢为天下先”作为一个信念表达，作为革新力量的自我激励，３０年来始终伴随着改革的进程。这一方面表现出了改革者的坚定意志，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改革任务之艰巨。

　　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瞩目，但是，这一场伟大的改革开放的进程远未结束。改革仍然任重道远。站在３０年成就和经验的积累上，面向未来，建设现代化新型国家的伟大历史重任仍然召唤着“敢为天下先”的实践与壮举。

　　关于“敢为天下先”的对话

　　张清（《深圳商报》文化新闻部主任，“文化广场”主编）：我们追踪“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在当代的使用和传播，发现主要是在１９９１年、特别是１９９２年后出现在报刊文章中的频率比较高。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讲话后，中国出现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浪潮。呼唤鼓起勇气大胆改革，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受到邓小平视察和讲话的鼓励，又一次冲到时代的前沿。《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陆续发表“猴年八评”、“八论敢闯”，为“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先行一步”大声疾呼。“敢为天下先”等激励改革精神的话语，从此广泛传播开来。

　　从历史的语境看，我认为当年提出“敢为天下先”，其主要取向是呼吁突破旧观念的束缚，走市场经济道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今，将这个观念放在当代背景中，您是怎么看的？

　　袁伟时（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敢为天下先”可以说是对多年改革的总结。我认为真正“敢为天下先”的，是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开创特区，建设特区，敢于开路，给我的印象更深。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挫折，但是许多人仍然相信已有制度自我修正，还没有想到要吸取境外的现代文明，来改造我们的制度。

　　邓小平总结、吸取了共产党内思想解放的干部的意见，然后决定要吸收外资，吸收海外那些先进理念，包括香港、台湾和其他境外的东西，来发展和改造我们一些很僵化的体制。那是很了不起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大事。

　　当时走在前面的是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梁湘、袁庚，这些人在深圳建设历史上都是开局的人，是真正的开创者。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冲开了一个缺口。他们考察了境外的一些成就，突破意识形态的枷锁，实事求是，认为要让中国人富裕起来，过上文明的生活，不能再走老路了。邓小平支持的改革开放就是要从全世界文明的高度开辟新路。要使中国发展，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立场，就把人类文明中所有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对中国人民福祉有利的东西都吸收过来，也就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我想“敢为天下先”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

　　那十多年有很多争论，比如辩论姓“资”姓“社”。深圳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土地拍卖、股票、大量引进外资，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新的。邓小平呼吁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其实他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一再讲，不要纠缠于姓“资”姓“社”，市场经济是可以利用的。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提出来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这个方向确立，真正是改变了中国，挽救了中国。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和推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两次决策，都是正确的，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很重要的。

　　张清：邓小平确实是有政治勇气、有担当的一代领导人。他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这在共产主义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袁伟时：你提到这里我再补充一下。他说在内地要“造几个香港”，那就是说香港不要改，要改造内地；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后面还有一句话：“五十年以后就不用变了”。那就是告诉人们，不是说“一国两制”将来将香港变为内地，而是内地应该向香港学习。这个才是他政治远见的核心部分。（王京生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