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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中国新闻史学科奠基人
2017-09-27 08:52:02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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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新闻史学科奠基人。1926年生于北京,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4年,方汉奇成为中国首批新闻学博导,1989年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新京报记者 朱骏 摄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的研究影响了几代新闻工作者,他的学生已经成为新闻学界和业界的中坚力量。如今,91岁高龄的方汉奇,仍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他自我调侃道:“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半百之年开启学术新生

  “如果1978年我就退休了或者改行了,或者死掉了,那这一辈子就什么也没干成,就只搞了运动和劳动了。”在方汉奇的记忆中,1978年是个转折年,此前方汉奇已经做了25年讲师,也写了一些新闻史相关的文章,但他觉得“自己净打杂了,没有时间写书”,那年之后,方汉奇专注于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一颗学术巨星冉冉升起。

  1958年起,方汉奇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当时的人大新闻系格局很大,有近千名学生,有自己的印刷厂,还有不少老解放区来的新闻工作者,教学力量可以办5个省报。” 但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始,方汉奇进了牛棚,进行劳动改造。“当时人大校园附近所有的屋顶我都上过,所有的地下水道我都钻过,排积水挖污泥,不怕脏不怕累。”

  1969年人大停办,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到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在那里,方汉奇做了三年“五七战士”,主要任务是打石头,“每天挥上万次小锤往下打,把石材打出井字形的沟,然后起出来加工,用于盖房子。”在这20多年间,方汉奇无暇专注于科研教学,只是看些杂书,把有价值的内容摘抄在卡片上。

  直到1978年人大复校,教学开始走入正规化,教师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备课,教材的建设也开始深入和细化。方汉奇回到人大教新闻史,这一年,他52岁。半百之年面临新的开始,方汉奇充满干劲,心想,“新的格局方针提供了做好教学工作的机会,要好好干。”

  适逢人大建校30周年临近,方汉奇想写一本新闻史专著作为献礼。“刚从五七干校回来,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几箱子书,我就在装书的木头箱子上搭个板当书桌,写这本书,结果写着写着,一发不可收拾,就没赶上校庆。”两年后,这部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才完成,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被新闻学界认为是继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除了著书立说,方汉奇也不忘操心中国新闻史学界的大事。1989年,在长春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搞新闻史的几个人碰了头,方汉奇提议,建立中国新闻史学会。但民政部社团司规定社团必须有办公经费、办公用房、办公电话等硬件设施,中国新闻史学会却连一分钱的申办经费都没有。

  经商议,经费就暂时借用方汉奇个人的一笔科研经费,办公室借用方汉奇的房子,办公电话也是借用方汉奇的电话。如今,中国新闻史学会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唯一的全国一级学会,在今年的学术年会上,国内外100余所高校和机构的13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极具影响力。

  除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从教60余年,方汉奇还为新闻史学科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谈及这些,他摆了摆手,轻描淡写地说:“赶上了那个时代,就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要做好老师,先做好学生

  上世纪80年代,方汉奇在人大开设公开大课讲授新闻史,场面十分火爆,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20多年前人大新闻学院90级的学生张鹏,曾在媒体上回忆方汉奇的讲课细节。“讲到梁启超,先生随口就可以背出他的一篇千字政论,一边抑扬顿挫地背诵,一边在教室里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他能讲出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和八卦,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

  但是,方汉奇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把课讲得精彩,他自嘲“底子薄”,“小时候一直在逃难,没有好好读书,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只能恶补。”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方汉奇整天泡在图书馆,三年看了2000多本书,因此被批“走白专道路”,写检查反省。

  在方汉奇看来,作为老师,讲好课是最基本的分内事。“要当好老师就要当好学生。给学生一桶水,但老师要准备十桶水。这样就能在教学中把握主导地位,上课也可以放松,不用老怕忘词,东方不亮西方亮。”为了“储蓄十桶水”,方汉奇守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咬定青山不放松,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做了十万张资料卡片,摘录了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编织了一张立体庞大的知识网。几年前,他将这十万张卡片全部捐给了人大。

  凡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

  现在,91岁高龄的方汉奇依然带着6个博士生,“学术需要传承,我能做一点就做一点,直到做不动为止。”为了做好教学,他每天仍在不断“充电”,只是不再使用卡片,而是换了一种更新潮的方法。

  “我把文章下载下来,分类保存,方便查找。我的大硬盘有1000G,现在积累的资料占了500G。”自1996年起,方汉奇就开始使用电脑,学会了五笔打字。“1992年知道了有Email,回来赶紧学电脑、学上网。”他时常强调,新闻史研究者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要紧跟新闻事业的发展,要对一切新鲜事物感兴趣。

  2010年11月29日,74岁的方汉奇登陆了微博这个新的舆论阵地,发了一条“想去西藏,怕高原反应。”引来不少网友认真支招。结果几分钟后,他又发了一条,“想去阿拉斯加,怕那里太冷。”“神句式”引来网友效仿:“想考人大新闻,怕考不上。”“想去很多地方,怕钱不够。”

  玩微博的几年间,方汉奇常对时事新闻发表观点,体育、名人、政治、民生皆有涉及,粉丝多达170多万人。他说:“玩微博是我的一次新媒体实践,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

  ■ 对话

  我如果年轻,一定要去做记者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今社会中新闻记者这一职业?

  方汉奇:我如果年轻,还是要做记者。这个职业很有意思,事情发生了马上到第一线去,而这个第一线非常有吸引力。作为新闻记者,必须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发展,与时俱进,趣味广泛。知识没有止境,所以要尽可能不断学习补充。新闻工作者每完成一个任务,就会接触一大批材料,打的战役多了,知识的积累就丰富了。

  新京报:你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你自己如何评价它?

  方汉奇:受时代的局限,书中的一些观点如今来看不是很妥当,对人物和报纸的评价也不是很辩证。比如,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只是按政治待遇对号入座。此书再版的时候,我没有修订书中观点,就让它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在那里吧。不过,里面一些资料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理解和参考。

  采写/记者 冯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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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王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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