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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忆汪曾祺:他的温暖文章将长久地愉悦世人
2017-09-13 09:04:01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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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汪曾祺先生结缘,是因为小说《受戒》。村里人夸小和尚明子字写的好,因为“很黑”。荸荠庵的和尚们在大殿门口摆了桌子斗纸牌、搓麻将,“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第一次读到这段时,我年纪尚小,笑了又笑。翻看作者名,觉得眼熟,麻溜儿地从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名家散文集”里找到了这个名字。原来就是写《跑警报》那位:“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还有碎瓷片在防空洞两边嵌出的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读书那会儿,我所受的文字审美训练相当正经:所谓美文,必得字词堆叠,文以载道,总之是板着脸孔的。而汪先生这股子不管不顾的幽默劲,这些闲笔,却没有哪怕一丁点微言大义的“作家负担”,仿佛随口一扯:“跟你说有个事可好玩了!”

  这样也可以吗?但这样多么有趣。

  汪先生的文字让文学意识尚且不清晰的我,朦胧却真切地感受到,在所谓严肃文学和故事读物之间,也许并不存在清晰界限。言为心声,也许并不需要传达什么高大上的意义,阅读能够满足私人感受,文学的瞬间变成私人经验中不能忘却的时刻,这是多么奇妙惊异的体验。我从汪先生那些琅琅上口的故事里获得了阅读的释然,换来一点少年人自以为是的“豁然开朗”,在阅读趣味上从此绝尘而去。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回想起来,那时汪先生尚且在世吧。

  在那个阅读资源远不如当下丰富的年代,汪先生的作品在有趣之外,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安乐居里的兔头和一毛三的酒,昆明学生宿舍木板床底下的三堆鸡毛,从扬州往高邮的客船上有人唱“你把那冤枉事对我来讲”……以小说论,汪先生没有长篇,也谈不上惊天动地的情节,他自己说“虚构不了”,常常担忧人物原型取材太过明显,“人家会不会找上门来”,江浙水乡的家长里短,西南联大的奇人异事,北京京剧团的老少爷们,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这“三大舞台”上轮番上演,也似乎没什么明显的起承转合,悲欢跌宕举重若轻,只像是一壶薄酒秉烛夜谈,声音低低的,得趣处几声坏笑,但全无嘲讽之意。

  读得多了,渐渐感受到某种干净的水汽。流淌在汪先生文章里的气韵,仿如乡镇间清澈的河水,在油菜花和蚕豆田之间绕着,随便人打一桶,回家淘米煮饭去。

  这种质朴浑厚的“地气”,来自一种细致入微的观察,比如卤味摊子发达了就点起汽灯,开水店烧水的粗糠从何而来,穷学生怎样给没底儿的皮鞋写诗,只有京剧团才穿直罗外裤。种种细节历历在目,似乎都是闲笔,但正是这些让故事变得丰富饱满,摇曳生姿。

  细节与趣味还是两回事。以上罗列的种种细节并非其他人看不到,但太多正经严肃的作者们看不到细节闪烁的趣味,不觉得值得在野心勃勃的写作里提一笔。汪先生文里的盎然趣味,来自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天赋。他对“七十二行”抱有一视同仁的好奇心,对市井生活有了解但不审视,所以才能写出:“这实际上是个窝棚,必须爬着进,爬着出。但是据说除了大雪天,冬暖夏凉。”他对人物也是如此,对普通人有同情但不悲悯,只像是叙述朋友的经历遭遇,白描出一个个生气盎然的灵魂。

  中国写作传统中有一种“以个人命运展现时代变迁”的追求。但汪曾祺不喜欢,他拒绝把活泼泼的个体“抽象化”。他的写作当然有明确的价值倾向,《岁寒三友》那个近乎梦幻的结尾就让人拍案称快。但更多时候他只是娓娓道来:凡人都有毛病,凡事都有曲折,一路有雨,一路有风,也都是情理之中,哪怕乱世困窘,照样能自得其乐,而且这自得其乐并无高下之分。

  这点悠然,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诗意,尽管他自己未必愿意成为这种诗意的主角。我有时候会觉得,汪曾祺沉浸于作为观察者和讲述者的乐趣,作为作家,他所贪恋的这点乐趣也许妨碍了他的文字延伸向更深远的意义,难得几篇诸如《虐猫》和《天鹅之死》之类的黯然与绝望,实在有些直白单薄。但作为读者,阅读汪曾祺实在是幸福的,就像找到一个博闻广记会聊天的朋友,可遇不可求。

  汪先生的儿子,《多年父子成兄弟》里的那位“小汪”,供职于我所在的报社,我入行时,“小汪”也是老汪了,夜班的时候,总看到瘦高个的他拿着版样忙忙碌碌。汪先生晚年从蒲黄榆搬到虎坊桥一带,终老于此。那是个周围都是胡同,有大树枝叶披拂的院子,有人在自行车棚里挂一只灵巧的八哥,整日高声大气的叫:“几点啦?”“王大哥,喝酒!”这点市井气,颇得汪先生文章的意趣。

  至于那些在闲谈间、在各色人等的怀念文章里,所听闻的许多有关他的段子,则多有江湖之远的况味。

  比如汪先生年轻时失恋了,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朱德熙来了,“卖了 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

  比如78岁的王世襄给汪曾祺家打电话问地址,末了来了,掏出几个茄子,说:“刚才在虹桥市场买菜,看见茄子挺好,骑车送过来,尝个鲜。”之后没说几句话,王先生就走了。“这一来回,骑车得半个多小时。”

  后来,我和已经是“老汪”的小汪熟识起来。听他回忆,汪先生管他们叫“大狗、二狗、小狗”,他们叫他“老头儿”。老汪和弟妹们合写《老头儿汪曾祺》,恬淡幽默,从容坦白。其中写道:“爸爸和一些作家联名发表声明,支持韩少功,旗帜十分鲜明。其实,他对两边的情况都不清楚,既没看过《马桥词典》,也没有看过批评《马桥词典》的文章,他之所以站在韩少功一边,是因为以前和韩少功有过接触,‘觉得这个人挺不错’。由此可见,爸爸是很感情用事的。”

  这未尝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范本。这个时代是这么快,充满着自我证明的压力,但汪曾祺以其人其文,实践了另一套自行其是的方法,也能有所余裕,饶有兴味。“老头儿”有几句诗,说“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斯人已去,这些苦笑、微笑、坏笑、大笑着的暖意,恐怕还将长久地愉悦和安慰更多人。(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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