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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流传,藏书家功莫大焉
2017-08-08 07:28:38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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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瑶

    “傻跑”:寻觅藏书楼、藏书家们的墓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韦力偶然在一个新创刊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一座古代藏书楼的照片,并配有一小段文字。这种形式吸引了向来对古书感兴趣的韦力,他接连看了几期,没想到有一次竟出现了一个“熟脸”——那是一座位于扬州的藏书楼,他正巧去过。当年那座楼封闭在一座医院里,不开放,他是和朋友翻墙进去的。而正是因为去过,所以他一眼便看出杂志上的描述“不是那么回事”。偏巧这段文字的作者他也认识,就顺手打了个电话勘误,没想到对方倒直率,说自己其实并未去过,是让别的朋友拍了照片,根据资料想象着写的,不过,“谁有工夫全国各地去找啊!”不料说者无心,听者却动了心思:既然爱藏书,不如自己去找一找,毕竟历代浩繁的图书能保存下来,都是藏书家的功劳,后代理应纪念。此中的意义并不多么深奥,天生是显明而朴素的。

    立了个小目标后,世纪之交那几年,韦力断断续续跑了五年,2004年出了一本不薄不厚的《书楼寻踪》。这本书随后“印了三印”,在当时算是不错的销量。按照一般的出版规律,一种类型的书火了后,之后种种同类题材的续作、仿作便会层出,但令韦力意外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块内容还依然保持着当年不冷不热的状况。他问朋友怎么会这样,朋友说,哪儿有人像你一样傻跑呢。韦力想想,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四处寻访书楼花费百万,出个书却只能拿十几万版税。“投入产出比太低,没人干这事。”

    既然没别人干,韦力就接着“傻跑”。十年后,他重新上路,又一口气跑了三年,寻访南北方更多的藏书楼,这次写成的是逾100万言的《书楼觅踪》,不是再版,而更像是“续集”。

    “傻跑”不是旅游,有钱任性,慕名而去,尔后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篇访古游记了事。而韦力的寻访不然,过程远远比他想象的困难。最大的原因,自然是时间灰飞烟灭,古今地名变迁,藏书家的名字往往隐没,他们专为藏书的楼阁更是不知所踪,少为人知,极少能像宁波天一阁一样保存完好。每当韦力从文献上了解到历史上某人曾有个藏书楼,须得先查阅更多资料,了解这座藏书楼大致在什么地方,其次找到当地地名办、史志办,核实该地现在的名称、位置,再托人帮忙打听藏书楼还在不在。如果大体靠谱,韦力就规划一条线路,去到当地探访,探访是地毯式的,挨家挨户打听。但尽管准备周密,有时也会无功而返,大多是因为被拆了,或是找错了。“能写下来的都是找到了结果的,很多都白跑了。”但他到底还是坚持下来了。写《书楼寻踪》时,他是一篇篇在报刊上连载,大受欢迎;到了写《书楼觅踪》时,他换成一篇篇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照样笔耕不辍,受到许多鼓励。这让他一直跑下去。

    收获也是不少的。一开始找的是藏书楼,可韦力在四处“田野调查”的路上,又往往开掘了新的发现。譬如他有一本《书魂寻踪》,写的是探访到的历代藏书家们的墓。到后来,竟扩展为“觅”系列(《觅诗记》、《觅词记》、《觅曲记》、《觅理记》、《觅宗记》),从“和书有关的一切”升至“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

    在寻访中,韦力发现,南方的藏书楼数量远远大于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更是荟萃,沈括、王世贞、钱谦益、顾炎武、袁枚、龚自珍、张岱等名家的书楼都集聚于此处。以《书楼觅踪》来看,南方藏书楼占两卷,北方占一卷。这自然和唐代尤其是南宋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关。韦力则认为,宋以来科举的繁盛也是重要的催化剂,“在古代,官权钱是一体的,考取功名,才能做官,才能有钱,才能反哺文化。所以那时的文人对书有一种感恩,书给了他们一切,对书之爱毋庸置疑。”江南以外,北京也是藏书楼的重要集聚地,这自然和它自元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有关,孙承泽的退谷、纪昀的阅微草堂、潘祖荫的滂喜斋、沈家本的枕碧楼、傅增湘的藏园、叶恭绰的幻住园、董康的颂芬室……种种人文气象亦蔚为大观,与江南鼎足而立。

    如同当年秦始皇焚书时,多亏秦博士伏生在壁中偷藏书卷,《尚书》才能传至今天,韦力对藏书家始终怀抱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不是因为我是藏书家所以崇敬藏书家,而是我慢慢知道,书籍能流传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事。藏书家为了保护书,在天灾和战争中带着书辗转,受了好多磨难,历经千辛万苦。现在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样的,说到底都是来自于书,但却并不在意是谁保留了这些书。藏书家们的功劳善莫大焉,他们对民族历史做了这么大贡献,不应该忘记他们。”

    目前没指着把书当生意

    韦力最近还出了一本《上书房行走》,宛如现代版的《书楼觅踪》,里面都是他上朋友们的书房“行走”的记录,包括陈子善、姜德明、谢其章、辛德勇、止庵等一众文化名人。但毕竟不如从前,条件所限,现代人难以有“书楼”,只能有“书房”。尤其是古籍善本,非得上拍卖会才买得着,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知识分子望而却步。韦力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感叹,“不是书太贵,是知识分子太穷”。

    藏书于古于今,都是一件花费甚巨的事情,但地位大不相同。在现代,藏古书好像是一件虽风雅但极为小众的事情,远远不如藏画、藏瓷那般人尽皆知。在古代则不同,史志中有文苑传,文苑传中都会收入古代藏书家的情况,藏书家是个公认的词组,却不会有藏画家、藏瓷家的说法和名录。韦力认为,这种倒转和人们拜金拜物的世俗观念以及炫耀经济有关,“一部宋版书价值上千万,但摆在桌子上,别人很难知道它价值这么多。而若墙上有幅齐白石张大千,别人看了都会知道,这是一墙的钱。”

    韦力买书买得多,却未见其出售,媒体于是常常宣传韦力“只买不卖”。韦力自己对这一点强调很不满意,因为听起来像是站在道德高度批判买卖书的人,仿佛卖书是一件道德不高尚的事情。他认为,书籍和其他物品一样都是商品,价值数目上有区别,本质上没差,没什么高尚不高尚的区隔,像历代藏书家那样偷偷摸摸地买卖书,这种心态没有必要。“我没卖书是今天没卖,不等于明天不卖。今天没卖是因为我今天没指着把它当一种生意,如果有一天,我没钱吃饭了,当然也会卖书。”韦力在商海浮沉多年,书籍于他而言,金钱意义上的价值自然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作为“红尘中一个不功利的小角落”。“在世上起码有一件事,我爱它,和利益无关。”

    时至今日,公共图书馆开放,无纸化阅读盛行,私人藏书成为越来越小众的事情。但韦力坚持认为,它依然是有意义的。“人和书是要有亲近的,就像一位女士,去商场里看看漂亮衣服就够了吗?不够,还是想拥有。”

    然而,被个别人拥有,又意味着不能被更多人看到,这也是古今藏书者都会面对的一大问题,即藏书与供人阅读之间的矛盾。韦力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譬如天一阁,范钦当年制定了各种严苛的制度予以限制,“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并规定藏书柜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外姓人不得入阁等,因而屡屡被人诟病“束书不观”,也使得作者的思想无法得以传播。但从另一方面说,正是由于这些不近人情的制度,天一阁的藏书才得以保存下来。这历来是个不能求全之事。让韦力欣慰的是,进入信息时代后,现在古籍的电子化解决了这个困难,做研究的人们看电子文献即可,藏书家便可专心致志地收藏各类古籍版本。“藏书还是要普及,太过达观,近乎于伪。”他感叹道。

 

  ■张玉瑶

  “傻跑”:寻觅藏书楼、藏书家们的墓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韦力偶然在一个新创刊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一座古代藏书楼的照片,并配有一小段文字。这种形式吸引了向来对古书感兴趣的韦力,他接连看了几期,没想到有一次竟出现了一个“熟脸”——那是一座位于扬州的藏书楼,他正巧去过。当年那座楼封闭在一座医院里,不开放,他是和朋友翻墙进去的。而正是因为去过,所以他一眼便看出杂志上的描述“不是那么回事”。偏巧这段文字的作者他也认识,就顺手打了个电话勘误,没想到对方倒直率,说自己其实并未去过,是让别的朋友拍了照片,根据资料想象着写的,不过,“谁有工夫全国各地去找啊!”不料说者无心,听者却动了心思:既然爱藏书,不如自己去找一找,毕竟历代浩繁的图书能保存下来,都是藏书家的功劳,后代理应纪念。此中的意义并不多么深奥,天生是显明而朴素的。

  立了个小目标后,世纪之交那几年,韦力断断续续跑了五年,2004年出了一本不薄不厚的《书楼寻踪》。这本书随后“印了三印”,在当时算是不错的销量。按照一般的出版规律,一种类型的书火了后,之后种种同类题材的续作、仿作便会层出,但令韦力意外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块内容还依然保持着当年不冷不热的状况。他问朋友怎么会这样,朋友说,哪儿有人像你一样傻跑呢。韦力想想,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四处寻访书楼花费百万,出个书却只能拿十几万版税。“投入产出比太低,没人干这事。”

  既然没别人干,韦力就接着“傻跑”。十年后,他重新上路,又一口气跑了三年,寻访南北方更多的藏书楼,这次写成的是逾100万言的《书楼觅踪》,不是再版,而更像是“续集”。

  “傻跑”不是旅游,有钱任性,慕名而去,尔后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篇访古游记了事。而韦力的寻访不然,过程远远比他想象的困难。最大的原因,自然是时间灰飞烟灭,古今地名变迁,藏书家的名字往往隐没,他们专为藏书的楼阁更是不知所踪,少为人知,极少能像宁波天一阁一样保存完好。每当韦力从文献上了解到历史上某人曾有个藏书楼,须得先查阅更多资料,了解这座藏书楼大致在什么地方,其次找到当地地名办、史志办,核实该地现在的名称、位置,再托人帮忙打听藏书楼还在不在。如果大体靠谱,韦力就规划一条线路,去到当地探访,探访是地毯式的,挨家挨户打听。但尽管准备周密,有时也会无功而返,大多是因为被拆了,或是找错了。“能写下来的都是找到了结果的,很多都白跑了。”但他到底还是坚持下来了。写《书楼寻踪》时,他是一篇篇在报刊上连载,大受欢迎;到了写《书楼觅踪》时,他换成一篇篇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照样笔耕不辍,受到许多鼓励。这让他一直跑下去。

  收获也是不少的。一开始找的是藏书楼,可韦力在四处“田野调查”的路上,又往往开掘了新的发现。譬如他有一本《书魂寻踪》,写的是探访到的历代藏书家们的墓。到后来,竟扩展为“觅”系列(《觅诗记》、《觅词记》、《觅曲记》、《觅理记》、《觅宗记》),从“和书有关的一切”升至“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

  在寻访中,韦力发现,南方的藏书楼数量远远大于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更是荟萃,沈括、王世贞、钱谦益、顾炎武、袁枚、龚自珍、张岱等名家的书楼都集聚于此处。以《书楼觅踪》来看,南方藏书楼占两卷,北方占一卷。这自然和唐代尤其是南宋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关。韦力则认为,宋以来科举的繁盛也是重要的催化剂,“在古代,官权钱是一体的,考取功名,才能做官,才能有钱,才能反哺文化。所以那时的文人对书有一种感恩,书给了他们一切,对书之爱毋庸置疑。”江南以外,北京也是藏书楼的重要集聚地,这自然和它自元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有关,孙承泽的退谷、纪昀的阅微草堂、潘祖荫的滂喜斋、沈家本的枕碧楼、傅增湘的藏园、叶恭绰的幻住园、董康的颂芬室……种种人文气象亦蔚为大观,与江南鼎足而立。

  如同当年秦始皇焚书时,多亏秦博士伏生在壁中偷藏书卷,《尚书》才能传至今天,韦力对藏书家始终怀抱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不是因为我是藏书家所以崇敬藏书家,而是我慢慢知道,书籍能流传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事。藏书家为了保护书,在天灾和战争中带着书辗转,受了好多磨难,历经千辛万苦。现在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样的,说到底都是来自于书,但却并不在意是谁保留了这些书。藏书家们的功劳善莫大焉,他们对民族历史做了这么大贡献,不应该忘记他们。”

  目前没指着把书当生意

  韦力最近还出了一本《上书房行走》,宛如现代版的《书楼觅踪》,里面都是他上朋友们的书房“行走”的记录,包括陈子善、姜德明、谢其章、辛德勇、止庵等一众文化名人。但毕竟不如从前,条件所限,现代人难以有“书楼”,只能有“书房”。尤其是古籍善本,非得上拍卖会才买得着,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知识分子望而却步。韦力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感叹,“不是书太贵,是知识分子太穷”。

  藏书于古于今,都是一件花费甚巨的事情,但地位大不相同。在现代,藏古书好像是一件虽风雅但极为小众的事情,远远不如藏画、藏瓷那般人尽皆知。在古代则不同,史志中有文苑传,文苑传中都会收入古代藏书家的情况,藏书家是个公认的词组,却不会有藏画家、藏瓷家的说法和名录。韦力认为,这种倒转和人们拜金拜物的世俗观念以及炫耀经济有关,“一部宋版书价值上千万,但摆在桌子上,别人很难知道它价值这么多。而若墙上有幅齐白石张大千,别人看了都会知道,这是一墙的钱。”

  韦力买书买得多,却未见其出售,媒体于是常常宣传韦力“只买不卖”。韦力自己对这一点强调很不满意,因为听起来像是站在道德高度批判买卖书的人,仿佛卖书是一件道德不高尚的事情。他认为,书籍和其他物品一样都是商品,价值数目上有区别,本质上没差,没什么高尚不高尚的区隔,像历代藏书家那样偷偷摸摸地买卖书,这种心态没有必要。“我没卖书是今天没卖,不等于明天不卖。今天没卖是因为我今天没指着把它当一种生意,如果有一天,我没钱吃饭了,当然也会卖书。”韦力在商海浮沉多年,书籍于他而言,金钱意义上的价值自然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作为“红尘中一个不功利的小角落”。“在世上起码有一件事,我爱它,和利益无关。”

  时至今日,公共图书馆开放,无纸化阅读盛行,私人藏书成为越来越小众的事情。但韦力坚持认为,它依然是有意义的。“人和书是要有亲近的,就像一位女士,去商场里看看漂亮衣服就够了吗?不够,还是想拥有。”

  然而,被个别人拥有,又意味着不能被更多人看到,这也是古今藏书者都会面对的一大问题,即藏书与供人阅读之间的矛盾。韦力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譬如天一阁,范钦当年制定了各种严苛的制度予以限制,“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并规定藏书柜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外姓人不得入阁等,因而屡屡被人诟病“束书不观”,也使得作者的思想无法得以传播。但从另一方面说,正是由于这些不近人情的制度,天一阁的藏书才得以保存下来。这历来是个不能求全之事。让韦力欣慰的是,进入信息时代后,现在古籍的电子化解决了这个困难,做研究的人们看电子文献即可,藏书家便可专心致志地收藏各类古籍版本。“藏书还是要普及,太过达观,近乎于伪。”他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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