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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麦尔 在东北,触碰尚未远去的历史余温
2017-03-20 07:50:06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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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中文名梅英东,美国非虚构作家。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上发表。曾获古根海姆奖、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等写作奖项。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

  《东北游记》

  作者:(美)迈克尔·麦尔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1月

  《再会,老北京》

  作者:(美)迈克尔·麦尔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4月

  1997年,经历了数十年被忽略的命运,哈尔滨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作为城市博物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新打开大门。

  东北的历史不算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一条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途经的建筑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走过的路旁,种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可以看见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木头的淡香;在溥仪的“傀儡皇宫”,曾经就关押过二战时期日本的盟军战俘。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频繁出现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时至今日,这片曾因担负使命而备受关注的富庶土地却在公众话语中频繁被“唱衰”。美国非虚构作家迈克尔·麦尔,想要借东北触碰尚未远去的历史余温,却没料到自己在这里,瞥见了中国的未来。

  紧迫感

  “趁它们消失之前,记录下每个细节”

  2010年,在北京与自己的中国妻子相识之后,迈克尔·麦尔决定做一次“上门女婿”,到妻子的老家住上几年。就这样,因为对妻子的老家兴趣浓厚,迈克尔·麦尔来到位于东北腹地的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租了一间当地的房子,睡火炕,烧柴禾,在附近的小学义务教英语,同时记录下了这座边陲村落的兴衰变迁。

  一直以来,和大多数西方读者一样,麦尔听闻的现代中国故事,主角多半是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内容也无一例外和繁华与财富有关。但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约七亿人)住在农村。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悄然消失。一向对历史变革、社会转型时期兴味颇浓的麦尔,想要从“并不遥远”的东北历史中一探究竟,却苦于找不到一本既写历史又呈现当下的书。“既然想读的书不存在,那就写一本吧”。

  《东北游记》写的,就是东北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前者轮回而不间断,如同季节更迭,年年岁岁;后者也是轮回,只是更加短暂易逝。因“总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想要趁一些事情消失之前,记录下每个细节”,住在荒地的两年,麦尔艰难地寻找柳条边遗址,四处打探能流利说满语的老人,找人厘清繁杂的中国土地权利问题,寻找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和“长春围困战”的幸存者,试图从当地的博物馆、档案馆、村落中的草木中发掘历史的残存。他发觉,这里的历史从不写在书本上,而是存活于村民的记忆中,记忆有多长,历史就有多长。

  在荒地这个封闭的社群,人人都相识,别说是“老外”,哪怕是外村来的都能一眼被识破。麦尔尽量让自己显得低调和无聊,只有这样,村民才会慢慢忽视他的存在,最终他终于如愿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揣着本子和笔,在人群中默默记录下他们谈话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忧思

  “你怎么就知道一个地方发展好了呢?”

  早在1995年,迈克尔·麦尔作为第二批“和平队”志愿者,从明尼苏达的一个小村庄来到中国四川,担任英语教师。那时,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的他,更希望自己被派去拉丁美洲。而当得知自己被派到中国时,面对着如此“庞杂博大”的国家,迈克尔·麦尔发现自己不会用筷子,不会说中文,除了长城,对中国一无所知。

  四川的支教结束后,迈克尔·麦尔只身前往北京,在大栅栏地区的胡同深巷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并在附近的煤市街小学教起了英语。他租一间四合院,和胡同里的住户共用厕所,洗公共澡堂,读《北京晚报》,时刻关心拆迁的消息,吃当地人吃的小面馆。

  2008年,《再会,老北京》中文版问世。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

  前门大街改造的时候,施工方曾经用挡板遮盖沿街两旁的房屋,上面写着:“再现古都。”不知是哪位居民或路人,好事地把这个标语做了一点修改,却道出了更多人的心声:“再见古都。”

  麦尔亲身经历了现代中国“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速度之快:“在北京,上周也许你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一堆瓦砾。”而差不多十年前,在一个即将因三峡工程修建而拆迁的尼姑庵,麦尔遇到一个年长的尼姑,她说自己本来想在那里住一辈子,问麦尔能不能将她写进故事,“这样也算永远待在那里了”。

  麦尔同样为荒地村的命运忧心。他亲眼见到这里是如何推掉农田和三姨种在路边的虞美人,建起一条条公路,当地的米业公司骄傲地蚕食着农民们的劳动成果,让他们远离自己的土地,也远离从前一亩三分地生活。“再见古都”的梦魇于是重现:“荒地村几乎复制了同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最开始这种感觉相当糟糕,就像同时踏入两条相同的河流。”

  他不禁回忆起自己在北京教过的孩子们。他知道这些六年级的学生毕业后必须离开,回到自己的村庄进行小升初考试,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再回来。“我想知道他们在那边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将这本书献给他的儿子:“我想让他知道他的母亲从何处来,她的家又将迁往何处。等到他长大了,自己能够去了解这片土地,它估计早已改变。”

  书中,三姨自言自语道:“你怎么就知道一个地方发展好了呢?”这一问,问到了麦尔心里。

  困惑

  谁能同时为西方和中国读者解读中国?

  写《再会,老北京》时,麦尔采访了作家冯骥才。从他口中,麦尔意识到大部分中国历史都以民间史、民俗史和口述史的方式存在。“人们年岁渐长、生命消逝,这些历史就会散佚。所以这是一场和时间的竞赛”。

  然而在荒地村,历史的发现与发掘远不止于和时间竞赛。

  麦尔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不仅仅是没有名片、助手和正规商业发票那么简单。书里的故事来自一个很少有人去过,甚至没多少人听过的地方。他试图从当地的博物馆和档案馆搜寻历史的蛛丝马迹,却发现:“在这里听不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的多个面向,这里没有罗生门,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个结局:1949年,中国解放了。”为了补全整个故事,麦尔以宏大的民族叙事作为起点,通过调研,试图补全不同的故事版本。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丹东断桥上,麦尔从刻有官方介绍的牌匾里读出了新的东西。“这些并非‘不真实’,它们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麦尔正在写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美国图书馆的经历让他想起在中国调研的难。待在波士顿和华盛顿的一周时间,他直接和图书馆管理员说明来意,就顺利拿到了所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原始文件,包括遗嘱、护照、出版协议。麦尔捏着这些签署于1800年左右的文件,思绪万千:“在中国,如果想看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乾隆批过的文件,假如你没有关系,又不属于任何单位,你得费多少力气去找啊。”

  最初写《东北游记》,麦尔想为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告诉他们中国不只有北京和上海。后来,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有中国读者质疑一个美国人书写中国的资格。为了回应这个问题,麦尔反复咀嚼林语堂1935年在《吾国与吾民》中的问题:“谁能够同时为西方和中国读者解读中国?”他渐渐发现,对于同一本书,中西方读者的反应可能截然不同:“《再会,老北京》这本书,西方读者认为它讲述的是飞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迷失,而中国读者则专注于大城市的高房价问题。”

  为了解答林语堂的问题,也为了回应自己的困惑,麦尔用下一本书——《通往卧龙之途:从头了解中国》(The Road to Sleeping Dragon: Learning China from the Ground Up)作为答案。

  “我曾经一无所知地来到中国,不会说中文,不知道怎么用筷子。如果我都能沉浸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之中,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麦尔希望自己能一直这样书写中国:怀抱同情之了解,同时又不陷于单一的叙说。

  采写/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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