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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神寻找安身之所,是“知”也是“行”
2017-03-20 07:50:06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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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作者:陈宝良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陈宝良

  1963年生,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流氓史》《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国的社与会》等书。

  《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

  作者:张春树、骆雪伦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12月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作者:赵园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1月

  《明清社会和礼仪》

  作者:科大卫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对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关注,近几年来颇为热门,学界兴趣在新领域的拓展,公众则好奇于古今之间如何用精神进行沟通。不同于对明代整体观念概括式的著作,陈宝良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采取了一种思辨式的写作方法,通过展现士大夫对不同社会议题的讨论,阐释了明人精神世界的变迁,殊为特别。

  坚持、妥协、彷徨

  褪去刻板外衣,留下生动人性

  陈宝良用1/3篇幅来书写全书的绪论,或许因为,他要用学界较为热门的“明朝中后期社会转型”观点作为全书起点,如果不了解这个前提,那么就很难理解后续篇章中“转型”的涵义。“明朝中后期社会转型”观念,即从弘治、正德年间(即16世纪初)开始,明代整体历史社会中的哲学、文化、经济、物质等方面,发生了极大的转向与改变。这一观念的提出、成型,弥补了被《剑桥中国明代史》称为“空白年代”的明中期历史社会特征,在“明初高度集权”与“晚明纲纪无常”——两种极端差异的历史印象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是近年来明史研究的突破之一。

  这番对学术严谨度的坚持,也相应提高了本书的阅读与理解门槛。明了“明中后期社会转型”观念的前提,就会明白作者在书中对五组概念的辨析:君子/小人,出仕/归隐,忠孝/避义,死难/惜生,崇雅/尚俗。这五组概念的意义在于:经过社会转型期进入“纲纪无常”的明代士大夫们,如何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些概念中,深入地涉及政治、道德、家族、国家、经济等方面,概念间的经纬交错,织就了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将五组概念标出,作者未将材料罗列铺排、简单总结特征,反而让明人著述的不同观点,进行相互间的辩驳。例如,在《君子小人之辨》中,作者通过描绘明代士大夫对“君子、小人”的标准辩论与时代变迁,排除了传统认识中将血缘、师门、派系等单一因素作为评价历史角色的标准,重申了只有通过系统的史料梳理,才能不落窠臼。以往的印象中,持正驱邪才是社会正理,那么在中晚明时期语境下,宣扬东林、抨击三党及阉党,才是时代与社会主流。即使如此,但仍有陈于王、李光地、张履祥、戴名世等后世名家,相继抨击东林行事过火、好名沽直、甚至“以死求名”,将他们的诘问概括起来是:这样将自身与时代同焚,又如何能真的救世呢?

  过去,我们看多了以道德为主的明代历史故事,诛十族、大礼议、越中四谏、东林六君子等等。用血肉来为道德做注脚,成了明代士大夫的鲜明特色。作者通过丰富的材料,试图让我们看到,明代士大夫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面对道德、思辨道德、实践道德的过程,进而呈现一个复杂且生动的知识人时代。

  在作者的描绘中,明代士大夫群体,“有的还在坚守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矢志不渝,甚至不乏有人成为殉道者;有的面对社会的变迁,物欲的横流,不免显得彷徨;而有的则迎合时代潮流,不再固守传统,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进而引领时代……”这些明代士大夫的个人生活乃至私德,有的依然故我,坚守“孔颜之乐”,不为物欲所动,“显得有些古板甚或道貌岸然,不过这也是他们的真性情”;有的咋犹犹豫豫,既想恪守一贯的道德准则,却又不面对新生活心生羡慕之意,“戴着一顶假帽子活着”;有的干脆抛弃旧的生活准则,充分享受物质所带来的快乐,“生活总是那样活泼泼的”。

  被认为纲纪无常的晚明历史,却又是这般复杂且生动的知识人时代,他们留下各自不同的精神。本书亮点在于辨析关于精神的概念,但作者对概念的辨析,却不是为了得出哲学的结论,反而透过这些随时代变化的士大夫思辨,展现出士大夫在历史中的坚持、妥协、彷徨,褪去刻板的外衣,留下生动的人性。

  知识人代表社会良心

  将士大夫作为窥探精神世界之窗

  传统的士大夫,在先秦呼为“士”,后称“士大夫”,随着帝制结束,这一称呼渐趋消亡,取而代之的社会群体,则是“知识分子”。余英时先生曾认为,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群体归类里的蔑称,而知识人的称呼显得更为妥帖。“知识人”之名,确实消减了“知识分子”称呼中的阶级与成分,将知识群体因文化而联结、聚合的特性,更完整地表达了出来。

  关于士大夫的研究是在研究知识人,那么,对历史上知识人精神世界的探讨,也会自然延伸到现实世界中对知识人精神世界的反思。在书中,作者所描绘的士大夫在思想领域的争论与反省,主要是基于纲纪无常的时代与社会,而随着明代历史的不断变迁,作者提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传统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中被不断减弱。这时的知识人在世事变迁中,不再是只能维持安贫守洁、殉国死义等道学模样了,反而在直面白云苍狗时,可以思辨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知识人在不同于以往道德行为时所提出的辩解,不只是对自身的精神慰藉,也是对“物-我”关系的重新思考。无论是君子与小人、仕与隐、孝与义、死与生、雅与俗,它们都是社会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公序良俗。在纲纪无常的世界中,知识人没有抛弃公序良俗,反而在为公序良俗寻找到更符合新社会的定位,不再让“旧”道德成为禁锢“新”人性的工具。这才是知识人在精神世界的努力与探讨的价值所在,可以说,这也是本书所能折映出对现实社会的关照。无法从事物质生产,但为精神寻找安身之所,这既是思想的“知”,也是实践的“行”,这是知识人代表社会良心的含义之一。

  知识人代表社会的良心,但并不是社会的全部。在以往被称为“帝王将相家谱”的二十四史中,士大夫是历史的全部。的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大多要在士大夫们书写、生活、主宰的文献资料中进行,士大夫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可以借用张大春形容李白之语,“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为了研究“另外半个盛唐”——为了找寻那些史料中被隐匿的社会群体,学者们花费许多精力去翻阅资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Will Durant)曾说,“认识历史,最害怕的就是猜测与偏见”。与其他对明清士大夫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将知识人群体作为历史的全部,它克制地将士大夫作为窥探历史社会中精神世界的窗户。这样的观点,可以在作者其他如《中国流氓史》与《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得到印证。

  本书的缺憾在于,作者为了恪守历史学的界限,在涉及许多理学家观点时,没有与他们的哲学思想相结合。

  对于中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往的历史印象来源有三种:一是,从明末清初学者们就开始批判的,部分宋明理学家们“只好讲学,不问余事”,强调颜习斋所批判的“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二是,1949年前后兴起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期的研究,开始提倡晚明学者中积极的实学与家国思想,最著名的莫过于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三是,“儒法斗争”研究期开始着重强调的“异端学说”,如李贽宣扬“孔子亦庸众”的人性解放观念等。

  如果翻看明史相关的演义类读物,大都会发现,这些面貌迥异的历史形象,就像互不交叉的平行线,诉说着各自孤立的历史脉络。历史并不是悬疑小说,通过证据、线索的简单铺陈,就能推理出结论,整体历史的叙事逻辑有时会分成很多种。对历史题材的简化写作,只会反映出作者在历史认识陷入的思维惯性,让读者得到了“膝跳反射”式的阅读效果,成为了僵化的写作模式,辜负了历史写作应有的工作价值。

  美国史名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ner)曾说,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保证人民能尽可能地获取最优质的‘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从这一点来看,尽管作者设置了阅读的门槛,阅读此书的读者必须付出一番工夫,但仍然可以说,本书提供了关于“中晚明士大夫精神世界”优质的“历史感”,这份“历史感”值得读者付出时间与工夫。

  □寺牧

  在纲纪无常的世界中,知识人没有抛弃公序良俗,反而在为公序良俗寻找到更符合新社会的定位,不再让“旧”道德成为禁锢“新”人性的工具。这才是知识人在精神世界的努力与探讨的价值所在,也是本书所能折映出对现实社会的关照。无法从事物质生产,但为精神寻找安身之所,这既是思想的“知”,也是实践的“行”,这是知识人代表社会良心的含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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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王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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