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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化快,需要有活跃的观念竞争
2017-02-20 09:00:58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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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

  《科学》

  编者:吴国盛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法治》

  编者:秋风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婚姻》

  编者:萧瀚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中国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如今,如不参照西方的观念,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不知从何说起。但中国是否完成了观念的转型?自然还没有,因为社会还在转型过程中。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

  观念不会与世界同步,它们或者先行,或者落伍。如此就会有观念的激荡。尘埃还未落定,在何怀宏看来,变化很快的时代也往往是观念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时代。正因为这世界变化快,就会有、也需要有活跃的观念市场和观念竞争。

  对话何怀宏

  启蒙译介

  在精美的错误理论和健全常识之间,选择常识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从“严译”开始的翻译传统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形成的影响?当代和启蒙者所处的时代已有很大不同,现在的西学翻译和严复那一代人的翻译所承载的时代意义与义责有什么变化?

  何怀宏:严译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在他的译著中,影响最大的并不就是最好的。这点连他也感到悲哀。我们只要读读他的晚年文字就不难体会到他的悲凉心境。那时候的翻译启蒙意识很强,思想意识很强;现在我想可能这方面淡化不少了,可能知识意味更浓,介绍意味更浓。这倒不全是坏事,过去那种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知、真理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也有试图寻找万应灵丹,根本解决的方案的心态,觉得找到了就欢欣鼓舞,全身心地拥抱。今天我想我们是冷静多了。再一个变化就是整个社会的知识人、文化人的数量大大地扩展了。能够翻译的人,直接阅读外文原著的人都大大地增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可能就主要是提供一些可资比较和入门的思想与观念的线索,同时也是对这一百多年来的观念引进做一个梳理。

  新京报:除了翻译和像新文化运动这样的社会运动之外,近代哪些事件曾对西方观念在中国的认知、传播产生过重要影响?

  何怀宏:战争。一连串的战争。内战和外战。暴力只能用暴力来收拾。虽然有必要区分初始的暴力和“收拾”的暴力。但后者也还是暴力。暴力总会带来某种强权。战争会让人紧迫地接受一些观念而拒斥另一些观念。那些能够马上产生最大效力、许诺马到成功的观念会排到前列。还有些观念发生效力则需要时间,我们没有给这些观念以时间。另外,也还有些观念本就和效力无关,它们涉及生活的品质,我们可能不经意就忽略掉了。

  新京报:观念往往通过少数人,尤其是行动着的少数人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在近代中国,“少数人”多由知识分子担当。你提到“知识分子”也将会成为未来这套读本中的一个观念。这个名词在西方形成了独特思想的范畴,在中国则难完全摆脱传统士大夫的影子包括局限性。在你看来,知识分子应当成为“少数人”,以启蒙者为己任吗?

  何怀宏: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少数。一个正常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人执迷观念的工作。一个社会总是需要做实业的人更多才不会头重脚轻。知识分子应当做启蒙的工作,但也需要启自身之蒙。其实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有些知识分子的观念与常识相迕。如果在一个精美的错误理论之间和健全常识之间选择,我们肯定还是要选择常识。当然,也有些观念开始不是常识,后来慢慢变成常识的,但这些观念也一定不能离人性太远,更不能离人道太远。

  新京报:在中西碰撞近200年后,而今系统地理清这些观念的原动力,意义何在?我们对这些观念迄今仍存在认知缺失,或因翻译或二手文献造成的误读?

  何怀宏:肯定有缺失和误读。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双重的误读”,即便严谨如严复,他将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的过程中也有误读。然后中国的读者对他又有一个误读。虽然在严复那里,那可能是一种“有意的误读”,甚至如史华兹所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但误读还是误读,毕竟不是原意。今天我们可以冷静得多了。当然作为一个百多年以后的后来人,面对先贤也没有多少可以骄傲的,这是应该的,我们总得有所长进吧。另外,我也不同意说过去的许多解读都是误读,都需要现在来正本清源,我觉得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许多还是译出了原意的。道理也还是不难懂的。思想观念也并不像诗歌那样有较多的“不可译性”。

  常识圆桌

  为科学正本清源

  ●吴国盛,北京大学教授。

  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支撑坚船利炮的知识体系被正式定名为“科学”。它既不包含西方的人文科学,也不必然指涉希腊的纯粹理性科学,更带有功利性特征,以至于近代中国人讲“科学”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科技”,忽视了科学本义中的人文本质,过分地把科学功利化、工具化了。

  新京报:书封上写着,“要科学精神,不要科学主义”,两者之间的核心差异是?现代科学精神也包括最后一篇选文中谈到的,要警惕科学的专制,并可以用民主体制限制科学?

  吴国盛:科学主义就是一味对科学崇拜,凡是科学的都是好的。这恰恰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中包含的批判精神,鼓励自我否定、自我审视。过去的科学共同体以为科学中包含的自我否定精神足以维持科学的纯洁、健康,因此主张科学的自主性,不希望科学外的东西插足科学的事情。但是,现代科学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共同体,由于职业化、专科化,特别是力量化,也是利益共同体,因此,科学已经很难保持自主性。一方面,科学共同体要继续保持无私利性;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必须引入。

  法治之路存在偏差

  ●秋风(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法治建设者必定尊重传统。过去十年中国最突出的变化是文化复兴,因而今日中国法治问题已不是如何建设法治,而是如何在中国文明脉络中建设法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中国没有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因为传统一直在被破坏,有时是以法治的名义,而今日文化重建恰为法治建设敞开了坦途。

  新京报:为什么花多个篇章讲法官的独立?近年来西方司法著作的引介、包括司法题材的影视剧都让国人对英美法官有了粗略但直观的了解,大法官也被视为西方法治观念人格化的代表。相较之下,中国法官显得弱势多了。

  秋风:法官享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才能公正裁决案件,而这对于维护法治秩序至关重要。西方法官独立而强势,既有制度上的保障,更有价值上的支撑。比如,法官以守护共同体基本价值为己任,在行使违宪审查权力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法官当然腰板挺得直。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法官群体,共同体是什么,他们恐怕缺乏自觉。中国现代法学教育是非中国的,法学院从没教法律人中国文化,法律人不知道我们共同体的基本价值,于是在观念传播和司法实践中,要么安于运用法术,要么生吞活剥西方观念而做非常可怪之姿态,两者均不得中道,也就难以得到民众信赖、敬重。

  婚姻的根本是对自由的理解

  ●萧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婚姻观念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类对自由的理解,西方的婚姻历史之跌宕起伏,无不是跟随着自由事业的进程而沉浮的。婚姻是审视人类历史重要的视角,它比宗教之类的观念史更具体,比政治制度之类的历史更家常近人,比科学艺术之类的历史更立体。

  新京报:近些年,“逼婚”“剩女”等热词的出现反映着几代国人婚姻观念的冲突,从“五四”时期就倡导的“婚姻自由”,是否尚未达到不婚也自由的层面?

  萧瀚:我历来认为,一个坏的婚姻不如没有。长辈的逼婚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婚姻自主,“剩女”是个好现象,说明这个国家的许多新女性在自由方面觉醒而且敢于真做。至于婚姻观念的代际冲突,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人们要迈向自由还有无数的障碍,婚姻也是其中之一。豆瓣上有个群组叫“父母皆祸害”,父母——尤其是50后父母,总体而言,就是一堆大大小小的“暴君”,他们施暴的主要武器就是一种被他们自己叫做“爱”的东西,其实他们未必真懂爱,爱首先是尊重,连尊重都不会,那算什么爱。你给猪吃猪草,并不意味着你爱猪,那可能只是你爱猪肉,所以那叫喂猪,不叫爱猪,中国大量的父母是以喂猪的精神来谈论和实践他们所谓的爱的——子女只是他们的财产,并不是拥有与他们平等和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人。(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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