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没有博学，再怎么专业也是假的
10月26日，由东方出版社主办的《龚鹏程作品集》出版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作品集包括《鹏程问道》《国学十五讲》《中国文学史》《华人社会学笔记》等近20册，涵盖了龚鹏程近几十年来的主要著作。乐黛云、温儒敏、张颐武等专家学者出席。
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是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2001年起，历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翻开龚鹏程的履历，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他横跨儒释道、文史哲、政治、社会、宗教、艺术等研究领域的著作目录。从1985年到2015年，最多的时候一年可以出版五六本著作。有网友统计至今龚鹏程出版了130多本书，更有出版界人士笑言，龚先生写书的速度比那些抄书的都快。对此，龚鹏程接受采访时回应：“网上说出版了130多本，我们办公室的人说不对，有将近150多本，我估计这个数字也不对。我想继续写，过去写的一些东西还需要进一步整理，我尽量能够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怀上跟大家互动。”
有人感叹龚鹏程的博学，有人则质疑他各业不专，研究浮于皮毛，如何看待“博学”与“专业”的关系？龚鹏程表示，“没有博学，再怎么专业也是假的。”他以自己少时学拳为例，“在台湾所有的武术馆都有国术馆，除了练习武术还包含医馆。我天天打人，就会受伤，所以中医的东西是这些练习武术的人要会的。学术领域跟这个是一个道理，谁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是只读中国的，外国的从来不读？我们都是很多的东西组织起来才能变成生命中一个活的东西的，但是现实把这些东西切割了。古人讲由博反约，这个是做学问的必然途径，最后在一个点上，但是这个点上包含着所有的其他的东西。”
对此，温儒敏也持相同的看法，“现在读书分门都非常之细，搞先秦不怎么懂唐宋，做陶渊明不研究曹雪芹，打井式的研究，固然可能深掘，但是往往视野狭窄了。读龚先生的书我自己都很惭愧，很难像他那样通达，龚先生是非常有特色，因为打通才能有视野，也才能有空阔的视野。”
龚鹏程问答录——
问：近十几年您主要在内地居住讲学。在人文环境方面，感觉台湾和内地有什么变化？对学术界你有什么期待？
答：这三十年来大陆变化之大，回顾起来，真应了句古话，叫“恍如隔世”。其变化，是巨大且快速的，因此概括与总结十分困难。幅员又广，区域差异极大，所以也并不能笼统地说出与台湾的异同。
在这方面，我主张做较细致的分项比较，甫出版的《华人社会学笔记》及即将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笔记》都在提倡这种分区分项、注意内部多元异质性的研究。我觉得这是学术化的重要步骤，过去我们大概括做得太多了，颇见肤廓笼统之病。例如讲历史，就是找几个阶段地套；讲社会，就是用几个阶级地分；讲文化，不是大批判就是大拥抱；讲人物，则有典型有反面。此等风气，至今犹存，而政治仍是左右其间的力量，这是我希望能再予改善的。
问：您有《龚鹏程讲儒》《儒门修证法要》等著作，立体分析了儒学的各个侧面，并谈到了儒家面临的危机。您对新儒家的看法怎样？
答：港台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及其弟子辈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曾昭旭、王邦雄等人，是近六十年来间最重要的中国哲学诠释群体。其成果，乃是八十年代以后大陆重新接续传统文化血脉的基础，因此是现今仍不可忽视或跳过的。同时，因为他们的学术关怀在于如何会通中西、中国文化如何与现代民主自由体制结合，所以目前对大陆也还是具有参考价值。但我自己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社会之理解，并不尽同于唐先生牟先生。我又颇受后现代思潮之洗礼，对现代化、现代性都持批判态度，故而对于将儒学与自由主义结合的思路还有些意见。
问：您觉得儒学的生命力在哪里，对儒学的前景有怎样的判断？
答：过去新儒家认为传统儒学的缺点，在于没能在制度上开出民主，因此要设法开展出来；但现代社会也须要儒家，因为现代社会的缺点是人丧失了人性，如何恢复人性，这就仍须要儒家的药方。
现在大陆的朋友对“复性”兴趣不大，主要关注于政治体制的改造。如何改造，一种是希望建立民主、自由、法治，近乎西方自由主义所说；一种则认为西方这些现代政治社会体制也不对，或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可由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之资源中找到出路。这也被称为宪政儒学。要立宪，但非自由主义之旧蹊。
这些谈论都很好，可打开许多思路，也显示了当前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然深入且欲落实于现实社会，是可喜的。所以不能说我就是想以传统文化救中国，而是说现代社会生病了，我们要找对药方。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最直接的资源，应予开发，以与西方批判现代性思潮想呼应、相对话，共谋人类之发展。依此意义说，传统文化也是可以救世界的。
问：您常说学者也要有好文笔，您写的小品文清新明快，骈赋则华彩灿然。撰写的《文学散步》，获得台湾教育部门颁发的“教材改进甲等奖”，却没有一点教材的干枯粗涩感。能否告诉大家您最佩服谁的文字？知识储备、阅历、审美能力到了一定程度，您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还是“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答：我早期只写古诗文，后来为了教化大众，不得已才改写语体。为文也以谕俗为主，并不特别追求所谓艺术美，故多信手，未经钟炉。虽如此，也曾被封为台湾散文多少家之一，在大陆则获得过首届朱自清散文双年奖，连学术论文也曾被选入年度散文选。我但我不太与作家们混，也不佩服任何人。因为最好的也只跟我差不多，距古人远矣。新文化运动，目前功过之评纷纷，可是文学改革这一项，绝对是错误的，失大于得。
问：《鹏程问道》中有一篇《藏史》，简略记录在内地的游历，犹如司马迁再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今天有何意义？史学的传统在当今社会有何意义？
答：那里谈的是最初的游历，后来就游得更厉害了。出版过《北溟行记》、《孤独的眼睛》、《自由的翅膀》等游记。考殊方之情实，存一时之屐履，以备他年史着之需。
另一种是对游本身的文化考察，如我《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是对中国文化中游的精神做一番历史与哲学的梳理，来呼应我个人的生命情调。
但这些都是史料参考，还不是史着，我写的《中国文学史》才是，将来还准备写《中国思想史》等等。我写的《四十自述》问道述学之类，其实也是“藏史”，一代之学术发展、人文心灵图像都蕴含于其中。
我治学一直有种历史的面向，或者内在理路希望符合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讲哲学也往往通过历史来讲，即事言理，而不是孤悬一理境，思辨地推演。
这种态度，或许也是传统的。中国人相信历史，期待不朽之价值与意义能透过历史彰显出来，与现代意识要推到历史、后现代又虚无化历史都不一样。而我当然对此类新潮亦是不以为然的，我认为学者仍须对历史有些敬畏，有点历史意识及史事修养才好。
问：您从少年时代开始学习武术，《武艺丛谈》也对各门各派的武学源流做了梳理。但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的武术是在衰落的。旧式的武馆没有了，质量参差不齐的武术学校也难承担起光大武学的重任。您认为武学的希望在哪里？武术有无可能像瑜伽等一样，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我习武任侠的事，《武艺丛谈》、《侠的精神文化史论》里讲得很多了。关于武侠之未来，则可说两点：
一是文化化。目前我们的武术，与书法一样，一言以蔽之，叫做“没文化”。因为武术只归体育部门管，跟体操没啥两样，文化内涵全丢失了。学生进武校，练这种体操，比赛表演，得了奖，将来便可进体育院校，毕业则获去当体育教师教练，或去当保安公安特警。四十以后，耍不动了，即等于废人。或去打商业擂台，同样是表演，在比基尼女郎举着牌的间隙，鼻青脸肿地斗鸡斗牛一番。这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前景吗？中国博大精深的武侠文化，沦落至此，不可悲吗？
我过去在香港浸会大学北师大联合国际学院尝试过改造课程，把学校的体育课改成文化课，又结合各地政府办过五次“侠文化节”效果均很显著。这类尝试当然规模都还小，但文化化无疑是传统武术唯一的生路。
第二是产业化。现在武术产业化的方式主要是搏击比赛，可那其实是西方武术的方法，你看日本韩国武术产业化就不如此。它们有标准化之技术规范、明确的段位制、清晰有效的教材教法，更有礼仪，有文化。而吸引家长把小朋友送去空手道馆、跆拳道馆，而不太送去传统武馆学习的，正是这些。未来传统武馆之发展方向，必然也应是这种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瑜伽也就是这种模式。
问：现在的学科划分很细，而您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纵贯古今，融通中西, 权衡新旧, 别开生面。您认为要扭转学者工匠化的趋势，有什么可行的方法？
答：古人通博。但据庄子看，除了老子仍属于古之博大真人以外，诸子百家都是走分的路子，而且越分越细，终究会“道术为天下裂”。对此，他十分悲观。目前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大道多歧，枝末亡羊。各路专家各自研究他手上那一片叶子，没人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
但我并不如庄这般悲观。因为先秦诸子时道术已分，汉代就分得更厉害，经学诸子均各有博士、各带博士生。经学还分五经，五经中又分不同老师，各师各有师法，像《尚书》就分大夏侯小夏侯；《诗》齐、鲁、韩、毛，则是家法之异。这不跟今天很像吗？但西汉如此，东汉就渐合了，开始走博通的路子。马融郑玄王肃之后，通今古、合众氏，才足以称为大儒。专门名家之学固然仍有，但博通是基础，所谓由博返约；也是归宿，所谓“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段历史，便很值得我们玩味。
现在专家之学的弊端，其实大家已渐明白了，大学也开始推动博雅教育，故风气渐变，未来像我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若嫌此自然风气之变太慢，也可练习着做点改变。改变之道，一是多做根源性思考，研究叶子的，渐知要回到根干上去观察。二是多做跨学科交叉训练，养成习惯。三是一题一事一物，渐由多角度去观察，穷其事理，东坡所谓“八面受敌法”是也。如此渐摩渐改，习与性成，自能渐蕲于通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