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大的制度自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本文选自《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第一，认识论：中国文明基体论。

　　在习近平一系列讲话和活动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其对历史文化传统重要性的认识和论述，尤其是2013年11月在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讲话所释放出的强烈信号。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的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一份珍贵遗产。”因此，习近平认为，“对孔子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应坚持这样的态度”。因为“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传承。例如，有的农民不识字，他的言谈举止，也无处不体现这种影响。体现在海外华侨、炎黄子孙、华裔身上，有的在海外几代了，不会说中文不会讲中国话了，但体现在行为、思维方式上是‘很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大”。

　　在访问欧洲的讲话中，指出要认识中国，不但是看现实的中国，还要看5000年的中国、近代以来170年的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中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的中国；不仅把改革前后两个30年统一起来，还把当下中国视为5000年历史、170年历史的一个连续体。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

　　所谓文明基体论，就是生活在固定疆域的族群，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恒定的文明信念和生活方式等基因而构成的文明共同体。其中，关键词是特定族群、固定疆域、悠久历史、共享信念、基因、文明共同体。据此，能够称得上文明基体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多。“中国文明基体”可以拓展为“中华文明基体”，即那些已经游离于华夏大地之外的华裔族群依然按照中国文明基体中的文明信念和生活方式而存续。据此，“中华文明基体”的主题疆域是中国，其边界则是世界性的。

　　第二，方法论：“作为方法论的改革”。

　　方法论是沿着什么途径、如何达到目的的哲学。习近平同志在上任伊始的《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就提出把改革作为一种方法，或者说“作为方法论的改革”思想命题，即以改革为出发点而看待世界和国家治理。

　　首先，改革决定命运。习近平在《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因此，“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说明中，习近平说：“35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其次，改革矛盾论。“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这是对制度变迁规律的深刻把握。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是，非预期结果是常态，即改革是为了追求特定的目标，但在追求该目标的过程中常常会出人预料地出现其他问题，因此很多问题本身是改革的副产品或者说必然伴随而来的。怎么办，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的问题。中国过去若干年的变迁历程也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不改革只能积累更多、更危险的矛盾。

　　最后，改革策略学。怎么改革？既有技术政治问题也有原则政治问题。比如，守成与变革的关系、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市场与政府的平衡等，是原则政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改革中的快慢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等，则可以归类为技术政治。

　　改革决定论说的是改革的重要性，改革矛盾论讲的是改革的复杂性，改革策略论讲的是改革的大谋略。

　　第三，价值论：公正。

　　公正的核心是什么？习近平在很多场所、很多层面都讲到公正，比如公正的社会环境，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而导致的不公正，以发展促公正等，并要求将公正原则贯穿在制度机制、法律规定和政策之中，但主题则是“制度公正”，强调通过制度安排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关于“制度公正”的系统阐述是：无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出问题，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四，制度论：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统一性，民主集中制是将制度体系转化为治理能力的中介机制。

　　政道即政治制度重要，治道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现代世界，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越来越雷同，比如印度、巴基斯坦都和英美一样是代议制民主，但是为什么治理状况天壤之别？同样，都是同一个制度下的美国，不同的领导人领导下的治理状况也很不同；同样是一个根本制度不变的中国，不同时期的治理能力差别也很大。所以，将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一体化而不是二元对立化，正是看到了中外各国的制度与治理之间的内在复杂逻辑。

　　在本轮的改革中，要解决的制度体系的核心无疑是政治与市场的均衡关系，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做到这一点并非没有困难和阻力，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我们指出，恰恰是因为中央的结构性约束，破除利益集团需要更强大的权威，而这个权威的实现机制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中枢机制的“有效能的有限政府”，这一点体现在“改革60条”中。

　　第五，目的论：“中国模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有特定目的的，那就是打造有生命力、有竞争力的“中国模式”。不管学者以什么样的角度看“中国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疑都具有强烈的“中国模式”关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60条”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受此鼓舞的思想界对后一句最有兴趣，称之为“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