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人移民进入拉美加勒比

　　书名：《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

　　作者：（美）胡其瑜

　　译者：周琳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7月

    文/郑渝川

　　近现代历史上，华人移民大量进入欧洲、美洲。相对而言，人们更为关注华人移民在西欧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融合发展情况，美国历史上的排华法案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就成为学术研究、媒体报道的重点论题。但学术界较少提及华人移民进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情况，这些国家社会史、移民史、外来族群史研究中，华人移民处于非常尴尬的边缘化位置，受关注程度不仅逊色于欧洲和非洲国家移民，甚至远低于日本、南亚国家移民。

　　华人移民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诸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美国资本大量进入拉美加勒比地区，但承接这些资本在该地区各国不少行业落脚发展的却是华商，美国资本最为青睐的务工群体是华工。华商和华工主要来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客家人，尤其能够吃苦耐劳，在迁入国非常不利的政治待遇和社会环境中，潜心发展，诚实守信，赢得了美国投资者及迁入国本土商业阶层的尊重。

　　华商、华工的存在，加速了拉美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带动了美国资本的进一步涌入，当然也因此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华商、华工如此勤勉，且通常结为社群而抱团发展，这是身在海外的华人社群很自然形成的发展特征，却不可避免隔绝于迁入国本地社群，具有排斥性；当华人海外社群在迁入国获得了远远超出本地社群的商业成就后，就引发了强烈的排外抵制行动，华人移民的财产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影响。

　　拉美加勒比地区百年前华人移民的商业成就，有力的证明了持传统道德和社会意识的华人（中国人）群体，完全可以与现代商业体系相融合，并获得巨大成功。华人移民当中，也涌现出许多具备企业家精神以及今天我们称之为创客精神的企业家、创业家。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二战后经济腾飞、中国大陆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发展成就，并不能归于机遇使然。

　　但需要引起反思的是，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家、资本及已经加入迁入国国籍的华人移民，在俄罗斯、东欧南欧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的商业经营中，依旧延续着百年前华人移民先辈带有重大缺陷的经营模式，似乎无法摆脱“白手起家—辛勤耕耘—创下可观财富—遭遇所在国（地）排外抵制—引发所在国社会骚乱，最终人财两失”的循环宿命。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民族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胡其瑜（Evelyn Hu-Dehart）所著的《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一书，向读者引介了19-20世纪在拉美加勒比地区的中国（华人）移民的发展情况。

　　19世纪中期，大量中国劳工被招募到美国西部以及古巴、秘鲁等国从事矿山开发、铁路修建和农业生产经营，书中第四章详细介绍了华工被近乎拐骗的方式运送到美洲，再以批量奴隶制管理的方式投入到矿山、铁路、农业生产第一线。华工的屈辱史和血泪史，要一直持续到拉美加勒比国家工农业生产中引入了更多机械化设备。19世纪晚期，全球范围内奴隶制度已被废除，但华工贩运和管理过程，却仍然延续着16-18世纪非洲黑人奴隶贩卖和压榨的残酷方式。

　　当美国出台排华法案后，华人移民又选择了毗邻美国的墨西哥，在美国资本的注入下，他们将墨西哥从原先纯粹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能够融入美国主导的区域市场，为墨西哥资本主义商业和服务业的发育打下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19世纪末期出台排华法案，一战后又再度强化了这方面政策，但在墨西哥等拉美加勒比国家，华人移民却是美国资本的最佳合作伙伴，因而反过来成为华人移民的保护者。

　　无论是作为华工，还是华商，拉美加勒比地区各国当时对待华人移民的政策，都趋于苛刻，并且很自然的将这些国家本土居民的民意压力转化为带有排外色彩的公共政策。令人遗憾的是，在墨西哥的一些地区和城市，华商力量足够强大，在孤立化、分隔化的社群之间却没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协作，导致所在国的排外力量可以轻易一一击破。

　　如前所述，华人移民的勤勉也成为招致抵制的重要原因。墨西哥等国在卷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之后，传统的种植园经济深受影响，本国商人也无法与美国资本支持下的外资企业展开竞争，在不具备抵制美国的能力和胆量前提下，拿华人移民说事，就变得自然而然。墨西哥等国20世纪初期持续处于社会革命，“唤醒了并灌输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也是掀起排华抵制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