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必须要法治

　　文/王勇

　　一谈到善治，我们首先会想到四中全会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就是说善治是和法紧密结合的。早在两年多前年亚里士多德曾经有一个界定，说“法治是人人守法，而遵守的法律又必须是良法”，所以善治必须要法治。资深媒体人程冠军以敏锐的目光觉察到，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正以良法善治的模式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善治，这也是其专著《走向善治的中国》一书出版之后获得好评的主要原因。

　　法治的最高价值是追求人权。我们生而平等，每个人享受的权利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假设我们回到最初的社会状态又是什么样呢？最初的社会状态是一种混沌状态，人与人的权力自由平等，在彼此使用权利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对别人权利的侵犯。为了防止这种“彼此侵犯”，人类发明了契约论。你拿出一部分权利和自由，我拿出同样一部分权利和自由，共同赋予一个公共体，目的是我们的权利制约得到了很好的行使，不再相互侵犯。这里的“公共体”就是国家，国家就此产生。于是可以看出，国家所拥有的权力都是每个公民赋予的，应为人民主权、人民主体，所以我们称国家的公务人员、官员是公仆，真正的“人民”是普通公民。实际上以上这些，通过制度的架构也体现出了人民主旋律理论和现实的需要。人民主权、人民主体如何体现？我们选择人大代表，代表我们的意志制定规则，制定专门的规则去执行，出了问题就进行审判，所以有了分权说、待议制政府，这就是约束公权力。其目的是使我们每个人的权利都要得到行使，都得到保障，进而也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为什么要说善治？因为我们要追求保障人权，善治在人权的发展过程中内涵又丰富了很多，首先是社会权利的崛起，如，国家针对残疾人会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对失业者会给予失业救济金。这种社会权利觉醒以后，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提供这种服务，所以将部分权利下放给社会，由社会来承担一部分，由此出现了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新变化，这即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本来公共产品都是国家、政府来提供的，但随着社会权力发展以后，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越发多元化，国家政府要提供公共服务，企业和个人也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整个社会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社会善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治理主体多元化，而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社会组织的共同发展。美国目前的社会组织大概有200多万家，就业人数有500多万，包括兼职人数，达1300万，各个公司中的志愿者数量还有7000多万，而美国的总人口约3亿多，可见以上数值占美国总人数的比重之大。这方面我国也在蓬勃发展，四中全会提出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方面的作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一个具体体现。这方面广东做得非常好，广东的社会组织专门由社工部来进行发展。当今社会推动这种发展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可以相互协作共同提供一些服务。

　　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关于善治的内容。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要意识到我们文化当中的糟粕。我们现代文化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中性的东西，它既不优秀，也不是糟粕，但是它恰恰与我们法治当中某些理解不完全契合。比如我们法治当中要求产权清晰，因为它是等价交换的基础，法治要求政府权力清单要非常清晰，但是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在继承优秀文化的同时也要反思传统文化当中存在什么问题，与法治很好地契合，这样才能把现实当中的一些做法真正体现在善治所追求的价值当中。

　　（作者系中央党校政法部行政法学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