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回忆录》中的抗战记忆:阎家老店成中共地下情报站

　　重庆村十七号来住过许多抗日爱国人士，例如沈钧儒、范长江的家人，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笃和孩子等……陶行知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情况十分危险时也到我们家避难。有些客人还需要特别照顾，如杜重远一家。杜叔叔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后，杜夫人侯御之带着子女回到重庆，住进家里。杜婶从新疆来渝后因悲愤过度，卧床不起，不思茶饭，母亲特别收拾了一间房间，为杜婶另做饭食，晚上和她住在一起，朝夕相伴地安慰和鼓励。

　　那时正值抗战时期，有许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其中不少人找不到工作，没有住处，衣食无着，常常到我们家来，平时家里总有几人、十几人，几乎从来没有没客人的时候。多的时候甚至有几十人。由于客人特别多，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我和三姐住在二楼，也常常被妈妈半夜叫起来，把床让给客人，自己到楼道里睡地铺。特别是1939年“五三”、“五四”日寇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以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更多了。

　　一些东北老乡来投奔，也是一种乡情，在这里相互打听东北乡里的消息。我们家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父亲在张学良的旧部萧振瀛开办的大同银行、大明公司任职，以资助家里的开支。人多粥少，钱不够用，妈妈常常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家什，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有时星期天我和三姐也陪妈妈去摆摊。妈妈是东北农村妇女，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磨豆腐来改善生活。我们吃什么，客人吃什么，日子过得很紧。

　　总之，我们的感觉，那时是一年到头客人不断。母亲以她一贯的为人宗旨“宁可一人单，不叫万人寒”热心照料客人，从不菲薄。吃饭时，如果有人没回来，她都要等待，担心他们的安全。离开时还要为他们筹划川资路费。受到父母亲关切照顾的人不计其数。大家都亲昵地尊称母亲为“大家的高妈妈”。东北乡亲们都亲切地把我们家叫做“阎家老店”。

　　打回老家去！

　　在重庆时，东北乡亲经常游行，有时还在晚上打着火把游行。从市中心都邮街出发，经两路口、上清寺、林森路，到国民政府总统府，递交请愿书后才解散。一路唱着《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并进行募捐。那时候我年纪小，走不动，叔叔们就背着走，牵着走。

　　每逢“九一八”纪念日，东北乡亲还要聚会，总有上百人。爸爸和东北一些知名人士高崇民大爷、王卓然大爷、王化一叔叔、陈先舟叔叔、徐寿轩叔叔、关梦觉叔叔、孙一民叔叔等，都在会上慷慨陈词。每次开会也有一些朝鲜人参加，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外交部长赵索昂等。金九主席也在会上讲话。会议结束时，大家都站起来，含着眼泪唱“流亡三部曲”。领唱的是王化一叔叔的女儿王鑫，她长得很清秀，一头长发。大家一边唱，一边哭。每次会议结束后还过江到南岸去，看望居住在那里的莫德惠、马占山、万福麟和李杜等东北元老们。他们和东北老家有联系，经常收到家乡给他们送来的高粱米，大家就一起吃高粱米饭，怀念当时在日寇铁蹄下的、盛产大豆高粱的白山黑水。

　　父亲的社交很广。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住在重庆新村，邻近我们的重庆村。冯玉祥将军的家也在附近。父亲经常同母亲带着我们去看望他们。据当年给孙夫人当秘书的廖梦醒伯母回忆，孙夫人通过她向我父亲转告过不少重要信息。冯玉祥伯伯对父亲和东北流亡同胞的抗日救亡活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出席过父亲召集的抗议国民党企图与日本妥协的集会。我亲眼看到，一次，大白天，太阳高悬在空中，在重庆的大街上，冯伯伯身穿长衫，手里举着点亮的大灯笼，在众人的簇拥下，边走边高呼：“抗战到底，反对投降！”“要民主，反对独裁！”

　　我还记得，有一次冯伯伯请我们全家到家里吃饭。大家入席后，冯伯伯、李德全伯母和父亲、母亲都低头祈祷，我却睁大了眼睛，寻找最好吃的菜肴，等大人们祷告完毕开始用餐时，我早就急不可耐地吃起来了。

　　1945年8月，我正在家中过暑假。15日傍晚，突然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天大喜讯，整个重庆都沸腾了，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着火把，高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兴高采烈地向市中心的胜利广场涌去。记事以来，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热泪盈眶，同母亲、“阎家老店”的“房客”们彻夜长谈，回顾十四年抗日救亡的艰苦历程，终于取得胜利，“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的宏愿终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