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回忆录》中的抗战记忆:阎家老店成中共地下情报站

　　(本文摘自《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

　　“阎家老店”

　　在重庆，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防空警报、敌机炸弹和对日抗战的气氛中度过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因为父亲曾是蒋介石钦命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到了重庆，父亲自然是那时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交际广泛，朋友众多，在社会各界都声望颇高，然而，在这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无人知晓的巨大秘密。在与国民党大员们一道迁往重庆之前，他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了。在重庆，父亲是周恩来直接单线掌握的特殊关系，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和社会政治活动。

　　以父亲的特殊身份为掩护，重庆村十七号，成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既是父亲地下小组的“情报站”、党的“联络站”，也是共产党人的“藏身所”和“中转站”。当年我只有十岁，还依稀记得，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普通的客人都是在一楼的客厅，是不上二楼的。来我家的一些“特别的叔叔”总是上到二楼的一个房间。这是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对着我家的阳台护栏，邻家看不到这里，我感觉很高，要踮起脚来才可以看见天上的云彩。他们就是在那个房间里，表面看是打麻将，实际上是在开会。

　　我还记得这么一个细节。一般扫地、倒痰盂，都是用人李嫂的事情，唯独二楼这间房间的打扫、倒痰盂等清扫的事，每天是我妈妈亲自来做。有时候我就说，这挺脏的，你干吗不让李嫂去打扫。妈妈也不理会我，仍然是她自己干。

　　多年以后，我才真正了解，妈妈这么做是保密工作的需要，也才了解在这个小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正是这间二楼的房间，周恩来多次在这里密会。在一楼大客厅，董必武代表中共南方局在这里召开过“东总”党组的工作会议，主持过重庆民主人士的宪政座谈会。叶剑英也曾在这里召开会议，通报皖南事变的情况，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分散活动的通知，安排有关人员的转移工作……

　　李正文也是在重庆村家里住过的共产党人。他在苏联工作时受到王明的陷害，被送往苏联靠近北极地带的劳改营，经过两年多的审查，1940年才被释放回国。到了重庆后，就住在重庆村十七号家里。在父亲的帮助下，他与党接上了关系，一段时期成为父亲情报小组的成员。后来去了南京、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时隔多年的1995年，在俄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授予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以“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仪式上，我和父亲的战友李正文久别重逢，亲切握手。我已不再是那个操着“重庆口音”的少年，而他虽已年迈，仍然精神矍铄。

　　朝鲜族的老党员韩乐然一家也常常在这里落脚。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早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时，就成为父亲的挚友。由于我父亲比他年长三岁，因此我们家的孩子都亲切地称他韩叔。我记得他非常喜欢孩子，常抱抱我，亲亲我。

　　他每次来都住在三层的阁楼，那里有几十平方米。我常跑上去看他。那里有一个画架，上边有时放上普通白纸，有时放的是麻布，画油画。我经常见到他在阁楼里画画。有一次我又上楼去看韩叔，看见他坐在画架前，我就问他：“韩叔，你画什么呢？”韩叔说：“小复，你快来，我要画打鬼子。”我不明白地问他：“你怎么打鬼子呀？”他说：“你看！”他拿起笔在白纸上三笔两笔就画了一个日本鬼子，我说：“真像！”这鬼子还斜戴着帽子。然后他三笔两笔又画了一个巨人，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然后他又画，中国人手里出现一杆带刺刀的枪。最后他又画几笔，画面上呈现的是我们中国士兵把刺刀捅到日本兵的肚子里。我高兴地拍手笑了起来。

　　当时“东北救亡总会”有一个刊物——《反攻》杂志，开始是半月刊的，后来因各种原因不定期。在武汉时，是于毅夫于叔主办，后来搬到重庆，编辑部就在重庆郊外猫耳石，高崇民高大爷在那里主持工作，还有邱琴等人。《反攻》杂志虽然纸很粗糙，但是它反映了东北人民抗日的心声，也把我党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方针政策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反映出来，许多东北的名人都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这是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差不多每一期刊物的封面画都是韩叔画的。有一期的封面画就是我亲眼见韩叔画的那张“打鬼子”的漫画。我拿到那期刊物，一看，就对韩叔说：“这不是你画的吗？”他哈哈大笑着说：“我每期都给他们画……”现在不知道重庆档案馆是否收集保留有当年每一期的《反攻》杂志。在重庆特殊岁月里“封存”的韩叔漫画，留在了我的少年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