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经济的力量

　　方法经济的出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忙于公益，整个社会的私营部门都对米尔顿· 弗里德曼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于扩大利润”的告诫深信不疑。超越盈亏底线的思维被视为偏离正题，甚至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与此同时，由于美国以外的其他民间团体相较而言规模甚小而且本土化程度高，公民个人和社区组织仅能在有限的规模和范围内活动，解决公众问题的重担还是落在了政府身上。那时，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又不容易推广。民众的需求，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贫困人口的需求，总是得不到满足。

　　如今，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民、商界、企业家和各种基金组织彼此协作、互帮互助，而不再依赖公共部门解决每一个社会问题了。如果不能说消除的话，这种转变正在模糊过去几十年确立的公私部门之间的界限。

　　如果说20 世纪是一个部门分工明晰的时代，那么21 世纪就是界限灵活的时代，例如，解决公众营养这类问题不再单单仰仗政府部门。在与传统部门职能重合的中间地带涌现了一种新型经济。这种经济的交易对象是社会成果，交换媒介是公共数据、商业信誉和社会影响。新兴市场发展壮大并且开始产出效益了。这种经济下，经营模式是不同寻常的，其动机也不尽相同，包括社会责任、道德驱动和股东价值取向。

　　新的解题达人和投资者支撑起了整个方法经济。这些造市者的身份各不相同，有一心重造硅谷奇迹的前沿企业，有超级基金组织，有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财富》500 强企业。它们既有在全世界60 多个国家部署了3 000 多名创新者的阿育王组织，也有从非洲到美国每年向

　　世界各地低收入人群捐赠了几十亿美元医药的制药巨头。那么，这群人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不像美国政府时刻记录开销账目，这些数据尚未被系统性地录入。他们的影响力只能被粗略地换算成美元。然而，粗略地估计就知道他们的影响力价值万亿美元。仅以少量数据为例。2009 年，美国私人慈善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捐赠总额超出美国政府援助总额90 亿美元。在受调查的184 个跨国公司中，平均每家企业向慈善组织捐赠2 200 万美元，捐赠总额超过150 亿美元。甚至连金融机构投资者也开始投资公益团体了。社会责任投资已经发展成1 万亿美元的产业。

　　方法经济不仅意味着经济机遇，也代表了一种解决社会疑难杂症的新思路。得益于全新的经营模式和轻量级科技，新的解题达人不再那么容易受制于旧的分工界限。不论问题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社会的还是商业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不影响新的问题解决机制的出现。相反，触及昔日无法触及的领域，从那些未被开发的地方筹得资金，发挥社交网络作用，这方面的精力和能力才是解决社会疑难杂症的新兴市场的驱动力。

　　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市场通常围绕着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展开，从根治疟疾到提供廉价住房，再到解决最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在方法市场上，社会企业家、非营利组织和跨国公司彼此竞争、协调并且合作，致力于解决社会大型问题。他们的工作不是对市场失灵的修补，而是开辟了一个方法市场。基金会、慈善家、政府部门、私营公司扮演着投资者、资助者以及造市者的角色。不像多数的政府主导项目处处受制于政治，这些日新月异的方法能够迅速向全球扩散。不出10 年，联合利华旗下向印度农村地区的妇女提供小额贷款的夏克提组织的规模就从

　　17 位女销售员壮大到了45 000 人，并给300 万普通印度家庭提供服务。

　　目前，它正在向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拓展。

　　当然，这一切可能会引起怀疑。你可能会想：我们有鞋业市场、家宅市场、汽车市场，但是社会成果市场好像不在此列。这似乎不合逻辑。这些大型疑难问题不是在市场失灵后转给政府接手吗？以人口贩卖为例，我们知道有人口买卖黑市存在，但是我们能创造出一种市场来阻止这种买卖吗？

　　在本书中，我们给出的答案是：能。你完全可以开辟出一种市场，至少是一种市场机制，来应对环境治理、下岗再就业乃至人口贩卖问题。事实上，市场和经济生态系统正是围绕各种社会问题而展开的。方法市场上的买家购买社会影响或成果，它包括更健康的社区、儿童能识字、累犯案件减少……而卖家提供这些社会成果：物美价廉的太阳能灯管、追踪沙门氏菌爆发地的程序以及打击人口贩卖等罪行的跨部门网络。

　　在过去的10 年或20 年里，政府职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它是投资者，但通常不是唯一的投资者；有时它和其他市场主体打成一片；有时它是造市者；有时它仅为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有时它只要站到一旁，让方法市场自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