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经济的力量

(本文摘自互联网+方法革命，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版)　

　　方法经济的力量

　　公共领域的新生万亿市场

　　谢尔· 希尔弗斯坦写的畅销儿童读物《爱心树》自1964 年首次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30 多种语言，故事讲述了一棵树对一个小男孩儿长期以来的无私奉献。一开始，大树给小男孩儿带来阴凉和清新的慰藉。但是，小男孩儿不停地索取，大树只好倾其所有，送给男孩儿它的果实、枝叶还有躯干。最后，即使它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桩，也被派上了用场。现如今，政府就像小人书里的大树，越来越无力解决其承诺解决的问题。

　　整个20 世纪，流行性疾病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大型公共问题把政府推向了解决大型问题的中心。从建设胡佛水坝到根除天花，从援助非洲经济发展到解决世界教育问题，政府部门永远都是那些志愿改变世界之人的首选。约翰逊总统曾提出建设“伟大社会”，向贫困宣战，这是为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而进行的无休止的努力。这如果不算是政府的最高成就，也至少是政府最大的抱负。

　　今时今日，我们几乎向政府提出了所有要求。我们要求政府粉碎恐怖袭击，我们要求政府保护公民隐私，我们要求政府防止全球经济衰退，我们要求政府遏制“失败国家”的蔓延，我们要求政府为银行提供担保，我们还要求政府抑制所有涉及国计民生行业（包括教育和医疗保险）的物价暴涨。

　　这些要求的范围之广和种类之多决定了政府机关的工作经常南辕北辙。公共卫生署要投资减肥项目，农业部要补贴糖业生产。交通部一方面要与交通拥堵作战，另一方面还要资助道路建设。国际发展署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贸易壁垒却使得其农产品难以进入西方市场。

　　发展中国家也许缺少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公共部门，况且它们也负担不起，至少负担不起西方国家那么多的公共部门的费用。对于这些国家而言，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若想要跟上工业时代公共卫生与教育开支飙升的步伐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就印度来说，人均医疗保健开支要翻37 番才赶得上加拿大的支出水平。照目前这种发展速度来看，至少要到2070 年才有可能实现这种转变。与印度中产阶级的飞速成长相比，这种速度实在太慢了。印度真的负担不起这种高开销的西方模式。

　　西方国家也越来越感到负担乏力。西方模式的首要特点是政府要照顾到市民各方面的需求，而这一点已经变成了政府最沉重的负担。为了满足选民的需求，政府扮演了一个空前奇怪的角色，因此深陷赤字泥沼，临近破产边缘。

　　比如，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政府因预算紧张不得不削减市政服务，以至居民得为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逐项埋单。如果他们想要小区街灯在黄昏时刻亮起，就要向政府缴费125 美元；如果想让附近公园正常开放则需要2 500 美元！

　　在欧洲和北美，经济大衰退迫使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裁撤警员，关闭那些实在负担不起的学校、医院和图书馆。美国财政赤字平均每天增长40 亿美元，欧洲的赤字增速更快，在这种大趋势下，财政紧

　　缩已经成为常态。因此，不管是高开销政府还是低开销政府，都亟须另寻出路，找到一个取代传统的自上而下服务模式的新方法。

　　幸而，解决社会问题，“找政府”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正在发生阶段性的转变，即从政府主导模式向政府参与模式的转变。在过去的10 年里，越来越多的新玩家加入了这场解决社会问题的游戏中，其种类之繁，令人眼花缭乱：聪明人基金、阿育王组织、Kiva、卡歌网、Zipcar、Zimride、再生银行、RelayRides、太空探索科技公司、M-Pesa、必能信、彭博资讯公司、皮埃尔· 奥米迪亚、比尔· 盖茨等，这些组织中涌现出的风流人物不胜枚举，而且这个群体在迅速扩大。他们在我们称为“方法经济”的领域里运作，努力填补政府所能提供的服务与市民切实需求之间的鸿沟。这种方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成效，以及给我们在财政紧缩与供不应求年代进行公共改革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