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个性曾对丁玲产生巨大影响

　　她写了一篇《速写彭德怀》，还画了一张彭德怀的头像速写，刊登在1937年2月3日《新中华副刊》上，“她自称这张速写非常神似”，“彭德怀就活现在她这张速写里面”。

　　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寡油少味的伙食，不洁的饮水，严肃的面孔，没有文化的士兵，紧张单调的生活，但是丁玲不消极低沉，不悲观沮丧，而是努力融入这支队伍中，搜索并热情描述这支队伍的亮点。国统区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就这样迈开了她在陕北的第一步，红军指战员影响着她，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她，丁玲的心胸在发生变化，一点一点地“陕北化”、“红军化”。

　　《丁玲在陕北》中说：“约在西安事变之前，保安发生了一种传说：丁玲要同彭德怀结婚了。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同一个著名的红军高级指挥员，能‘有缘千里来相会’而在战场上实行结婚，那确然是红军中的一段佳话。”但是西安事变突起，“结婚的传说便被这激动的历史事件压了下去”。丁玲到延安后，朱正明问起此事，她说：“我曾经打回来一个电报，你大概已经先看见了。电报是给毛泽东的，中间说到我个人对彭德怀极钦佩，因为他确然在处处地方都显出是一个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于是外间就流传我同彭德怀结婚的消息。其实我钦佩彭德怀不一定就是同他结婚，正好似我也非常钦佩毛泽东，不能就说我同毛主席要结婚了。但是，我也不必否认我同彭德怀是没有结婚的可能的。”

　　之后，形势发生变化，同胡宗南的仗不打了，1936年12月20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前敌总政委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南下支援友军，严防亲日派对杨虎城、张学良部队发动袭击。丁玲随总司令部每天八九十里急行军，昼夜兼程，26日到达甘肃庆阳后，又转随左权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行动，左权给她讲述了前不久的山城堡战斗，丁玲到延安后写成《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发表在《新中华副刊》上。1980年在《解放军文艺》重新发表，丁玲写了《附记》说：“左权同志是稳重的，说话流畅、文雅、严谨，是一个具有儒将风度的猛将。我这篇小文，其实是他口述，我的笔录，只因我记得不好而失去了他谈话时的谐趣。”

　　1936年底，毛泽东作了一首《临江仙》，用电报发给随红一军团南下的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1980年2月同叶孝慎等人谈话时说：“我是在庆阳前线收到毛主席送给我的那首词，电报打到前线，是聂荣臻给我的，他当做喜事告诉我，让我给他回个电报，我不敢用电报，就写了一封信，开头叫润之，是润之同志还是润之先生，我记不清楚了。后来想起来，觉得我有点狂妄了。”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委。

　　这是毛泽东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1935年秋至1936年底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期，先后写下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等，这一高峰期的尾声，就是这首《临江仙》。此后延安10年，他没有留下公诸于世的诗词作品。

　　1937年1月10日，彭德怀、任弼时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和主力部队抵达三原，逼近西安，以配合张、杨领导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作战。丁玲这时刚从陈赓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转到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就接到通知，要她迅速赶到总司令部，准备接待一个外国女记者。总部通讯员带了马来，把她接到三原县的杜里，这是一个古老的镇子，有一个戏台、几块石碑、保存完整的城墙，出入只有一个很小的城门。大约在1月13日，从城门走进来一群风尘仆仆的青年人，丁玲惊喜地看到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紧紧拥抱她，高声大笑着说：“我们坐卡车从西安来，但是你们这里的城门太小了，卡车开不进来！”

　　史沫特莱来采访红军，她依靠一个北平学生当翻译，立即跟一些士兵交谈起来，抓紧搜集材料。她想多看几个地方，过了两天丁玲陪她去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吃晚饭时贺龙见丁玲穿的皮大衣太旧了，问是从哪里搞来的？丁玲说是在定边前线时彭德怀总指挥送的，很暖和。贺龙里外翻看了一下，说皮子还不错，面子太旧了点，脱下来放在这里，找个人改一下！过了两天，贺龙派人把重新改做并且换了新面子的大衣送来了。史沫特莱很羡慕。

　　她们又骑马去了三原县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在长征中落下的胃溃疡病发作，胃疼得厉害，史沫特莱送他一些药品、奶粉和苏打饼干。史沫特莱记录了在前敌总指挥部的一个夜晚：屋子里烧着火盆，她与彭德怀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丁玲和任弼时——这支部队的政治委员——则在讨论他们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这指的是两性之间的随意结合！他们还用开玩笑的口气称之为‘乱打游击’。丁玲曾谈到柯伦泰的著作《三代人》，而任弼时则引述了列宁反对把两性关系看得不比喝一杯水更重大的著名言论”。这时收音机里传出国民党歪曲事实的反共宣传，“有人关掉了收音机，屋里顿时静得出奇，我环顾四周，只见所有的人都凝视着各自的前方。彭德怀瞩目于炭火深处。丁玲坐在桌旁，倚着双臂，身向前倾。两支烛火向屋顶裸露的椽木投去朦胧的光，在桌子腿上引起微弱的反射。屋里静得让人感到沉重而压抑”。

　　任弼时交给丁玲一个任务，要她陪同史沫特莱去延安。

　　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撤出延安，由红军接管，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丁玲说：“离开前方我不愿意，但陪她，能同她一道走却是我乐于从命的。第二天，我们就乘大卡车北上。沿路我们虽然不能畅谈，但彼此的一言一笑一挥手，加上几个简单的英文单字，还是使我们愉快欢欣。两天后，我们到了延安。”

　　史沫特莱生于美国，比丁玲大14岁，1928年担任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华特派记者，来到上海，1931年认识了丁玲，遂来往密切，1932年上海许多次大型群众抗日集会都是她通知丁玲参加的。史沫特莱热情讴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希特勒上台之前不久，《法兰克福日报》被纳粹分子接管，她被解聘，1935年再次来到上海，投身为中国红军争取国际医药援助的工作。史沫特莱个性异常鲜明强烈，她执拗的意志、坚定的追求、火一样的热情、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给予丁玲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