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个性曾对丁玲产生巨大影响

(本文摘自《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

北上与南下

　　陕北苏区十分缺少文化人，苏区的领袖们很希望丁玲“静心的从事写作生活”，“然而她已决意暂时放弃写作生活，要在红军革命工作和陕北群众中极力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再来开始创作”，“不愿老戴着一个作家的头衔，在苏区里晃来晃去”，她到苏区来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要参加红军的实际生活”，“能真实了解红军的内在生活”。有一次毛泽东问她还想做什么工作，丁玲说想当红军，去看打仗。毛泽东说，山城堡战斗刚刚打完，我们还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及。他给萧劲光写信，要他给丁玲准备马匹和勤务员。

　　丁玲在保安只住了十几天，写了七八篇稿子，自己编了一本集子《保安行》。

　　丁玲被推举为文协主任的第二天，就出发了。头天夜里下了雪，早晨雪住了，却起了风。上海来的几个青年都来道别。萧劲光派人把马匹和勤务员送来了，马是匹跛马，勤务员是红军大学校部警卫排的小战士，只有12岁。

　　杨尚昆骑马来，约丁玲一道走。丁玲在上海当左联党团书记时，杨尚昆在中宣部工作，参加过左联会议，现在是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副主任。目的地是定边县绍沟沿村，朝西北方向走，顶风，风很硬，吹得脸疼。

　　开始两天沿着洛河走，一会在河这边一会转到河那边，有时就在结了冰的河面上走，有的地方冰很薄，听得见淌水声。后来转为山路，是光秃秃的荒山，几十里看不到一个村庄。李伯钊穿着皮夹克，斜挎一支左轮手枪，腰间围着一溜小子弹，步伐矫健地走在前面，透着一股英气。丁玲很羡慕她。李伯钊说：你比不了我，我参加过长征。

　　丁玲穿一件发给的黑棉衣，里面是毛衣，下面穿着冯海伯医生送她的毛线运动裤，后来骑马时磨破了，她一直很可惜。勤务员还是个孩子，一路上总是掉队，到了宿营地丁玲要站在村口等他，他弄丢了丁玲的脸盆，丁玲只好去借用任弼时的。马是跛子，走不快，只能驮行李。后来文协的王亦民听了这段经历，跟丁玲开玩笑说：一匹瘦马，一个小鬼，如果再给你一支长枪，那不活现是一个堂•吉诃德嘛！

　　和丁玲一道走的还有两个男同志，一个是小汪，一个姓黄，到定边的中央党校去上学，他们三个都没有正规建制，管理员安排食宿时常把他们忘记。“中午该吃干粮了，他们都有干粮，我们没有，又不好意思说，就走到一边玩去。任弼时同志问我说，你怎么不吃干粮啊？我说我不饿。他说是不是没有发给你啊？管理员，给他们发干粮了没有呀？他就把他的饼掰一块给我吃，他还比较照顾人。”晚上宿营，“老把我和两个知识分子安排在一处，住一个房，男女不分。我30多岁了，他们两个才20来岁，我等于是长辈，也不在乎了。有时把我们安排到马房里，外面一个大房子是喂马的，里面一个小窑窑给我们住，通夜都听见马吃草的声音，反正累了，也睡得着。有时找个小窑窑，离厨房很近，半夜他们起来刷锅烧火做饭，我们睡不着，早早就醒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安排到哪里就住哪里”。“另外部队里不喜欢女同志，封建观念。他们骂女同志，反正我也听不懂。小汪老是跟着我，我到司令部他跟到司令部，我到政治部他跟到政治部，有人还以为我们是两夫妻，有的以为我们挺好的，我也不知道。事实上人家很可能要讨厌我们！”

　　丁玲初到陕北，并非处处受到礼遇。她说：“那时我对红军的生活，连队党的组织生活，什么也不懂。老红军同志对我这个人也的确不了解，甚至有些人会看不惯。”又说：“1936年的时候，知识分子到陕北很少，红军还不大懂得团结知识分子，如果上面没有命令，知识分子在这里是没有人管的。虽然毛主席下了命令，可是事实上是没有人管我的。我也没有带介绍信。”那时她还不懂得介绍信的重要，以为毛主席打了招呼，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还要介绍信，没搞过这一套嘛，因为我在上海走的时候，冯雪峰也没有给我介绍信啊，他只告诉我：中央来电了，同意你进去。我也不懂到了保安要到中组部去报到，下来的时候也要带个组织关系介绍信，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

　　丁玲的境遇其实很正常，部队行军打仗，非常紧张和危险，女同志来，近乎添乱，而且红军战士们也不知道这个著名女作家到底是干啥子的。在革命的实际中，文人的特别敏感和格外自尊正是需要纠正的——当真正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不会那么敏感于别人怎么对待自己了。丁玲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