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自述一生没有结果的一次情感:我是被恋爱苦着
工作的热情，特别是在雪峰领导下工作，让丁玲从丧夫别子的愁苦中走了出来。她振作自己，按着雪峰期望的样子去生活，除了编辑《北斗》，她还努力创作，那是她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期。
1931年7月，她开始写《某夜》，小说记叙了一个“忠实而又努力”的“热情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夜与二十几个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的场面，显然那是胡也频。但是小说没有完成，“后来因为别的事便又搁下了”，直到第二年6月才把它续完。这“别的事”不仅指《北斗》，还因为她先要写完《田家冲》，这是从湖南一回到上海就动笔的，写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青年在农村发动革命的故事，是在家乡得来的素材，母亲有好几个学生都参加了革命，并在马日事变之后遭到屠杀，他们的故事深深震撼了丁玲。在1931年4月那篇自序性的《从夜晚到天亮》中，丁玲写到，“稿纸铺在桌子上，还只写了12页，才写到天真的、农家女幺妹和那三小姐坐在土屋前讲过去童年时候的事。她于是继续写下去，写大哥这时在不远的地方修田坎……”这稿纸上写着的就是《田家冲》，写地主的女儿三小姐从城里来到乡下，住在农家女幺妹家里，悄悄开会发动农民斗争的故事。从情节看，那时《田家冲》已经写好了三分之一。
丁玲把两篇小说交叉着同时写，《从夜晚到天亮》5月发表于《微音》月刊，《田家冲》刊载在《小说月报》7月号，有人批评它“有罗曼蒂克的感觉”，丁玲承认《田家冲》确有失败之处，但“这材料确是真的”，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的女性革命者。
紧接着就是《水》。
丁玲自出道以来，一直写城市写知识分子，突然间写了一群农民、一场农村大水灾，尽管在《水》之前有《田家冲》作为城乡转换的铺垫，但是无论场面、气魄、反映生活的广阔与力度，《田家冲》远不能与《水》相比。这是丁玲革命意识增强和创作上再次努力突破自己的实践，她后来说：“我一定要超过自己的题材的范围，《水》是个突破。《水》以前是《田家冲》。写了《田家冲》不够，还要写《水》。这两篇小说是在胡也频等牺牲以后，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
丁玲说：“我写农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还比较顺手，但写到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就比较抽象，只能是自己想象的东西了。”她写《水》，与童年的经历有关，常德地处沅江下游，“每到春夏，就要涨水。一涨水，常德县城就像一个饭碗放在水中，城外一片汪洋，有时都和城墙一样高了，城内街巷都要用舟船往来。老百姓倾家荡产，灾黎遍地，乞丐成群，瘟疫疾病，接踵而来。因此，我对水灾后的惨象，从小印象很深。”
《水》大受好评。茅盾在1933年丁玲遭绑架后写的《女作家丁玲》中说：“《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这是以1931年中国十六省的水灾作为背景的。遭了水灾的农民群众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
关于《水》的第一篇评论出自雪峰之手。《水》在1931年9、10、11月的《北斗》上连载，1932年1月的《北斗》就出现了署名“何丹仁”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雪峰首先肯定了小说的成功：第一，“作者取用了重大的巨大的现时的题材”，“快捷的”取用了“像水灾这样动人的，时事的，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题材”。第二，“在现在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相互影响的，发展的”。
雪峰进一步分析了丁玲的写作道路，说从《梦珂》到《田家冲》，“明显地反映着作者自己的觉悟，悲哀，努力，新生”，“丁玲所走过来的这条进步的路，就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但是这还不够，“《田家冲》至多不能比蒋光慈的作品更高明”，“在《田家冲》和《水》之间，是一段宝贵斗争过程，是一段明明在社会的斗争和文艺理论上的斗争的激烈尖锐之下，在自己的对于革命的更深一层的理解之下，作者真正严厉的实行着自己清算的过程。那结果是使她在《水》里面能够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及其出路”。
雪峰认为：“像这次这样巨大的水灾的题材，作者只造成了近于‘速写’的二三万字的短篇，是分明没有完成这题材所给予的任务的。实际上，《水》是应该续写下去的。”他没有给予《水》过高的评价，一再强调这“只能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这样说才“更妥当”。后来他在1947年编选《丁玲文集》写的《后记》里又说，《水》“这作品是有些公式化的，同时也显见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还远远地不深不广”。评论丁玲的作品，他始终很严厉，但丁玲一直认为，雪峰的评论是最好的评论。
丁玲自己也讲过，《水》是仓促之作：“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个晚上赶忙写了《水》的第一段。后来的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赶起，这篇《水》的完结，可说是一个潦草的完结。原来预备写8万字的，后来因为看《北斗》稿子太忙，构思的时间没有，又觉得《北斗》上发表太长不适宜，就匆促把它完结了。几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为时间所限，没有达到这个心愿。”
由于雪峰的鼓励，丁玲并没有止于《水》，她又产生了一个“宏愿”，以上海民众抗日救国斗争为题材，计划写一部10余万字的长篇。丁玲多次参加过抗日游行集会，对于民众的强烈情绪有深切感受，和《水》相比，这是一个更熟悉的素材。但或许是愿望太为宏大，时间又过于窘迫，所以只写了两万多字的《多事之秋》，便放手了。从在《北斗》上发表的这两万多字看，并没有超过《水》。
1983年12月19日，骆宾基来看丁玲。他正在写一篇长文章，回忆1939年初，他受人之托去义乌县神坛村给冯雪峰送一套刚出版的《鲁迅全集》，雪峰留他住了三天，长谈了三个夜晚，让他终生难忘。他已经写出《初访神坛（第一夜）》，在《新文学史料》刊出后反响甚好，三联书店打算出书。但继续往下写时遇到困难，骆宾基希望能从丁玲那里得到一点提示和帮助。
骆宾基告诉丁玲：雪峰第二夜还谈到了你。丁玲很有兴趣地问：雪峰怎么讲到我？骆宾基说，雪峰讲到你的时候，讲到了《水》，他很欣赏《水》，还讲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他见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钟情的样子。
丁玲大笑道：那他都没有给我讲过，没有表现过。在形式上，心理上，事实上，我和冯雪峰两个人有一种感情，而这种感情是我和胡也频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