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自述一生没有结果的一次情感:我是被恋爱苦着

(本文摘自《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

“我是被恋爱苦着”

　　自打接办《北斗》起，丁玲与雪峰的联系多了起来，因为“这一时期我是属冯雪峰领导的。《北斗》的编辑方针，也是他跟我谈的”。冯雪峰于1931年2月调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调任中宣部文委书记。

　　丁玲与雪峰的恋爱，是一生中情感最炽烈的一次，也是没有结果的一次。此前她与也频，还没有尝到恋爱的滋味就直接步入同居，“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此后她与冯达，主要是过日子的伴侣，谈不上多少感情色彩。再后来与陈明恋爱时，她已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理智得多，沉稳得多，显出一种成熟者的恋爱。

　　大约从1931年7月开始，丁玲与雪峰之间开始有一些通信。丁玲写给雪峰的信，除了作于1931年8月和1932年1月、已经公开发表的《不算情书》，上海鲁迅纪念馆还存有另外几封。这些信与《不算情书》等书信、文稿一起，都是丁玲1933年5月被绑架后，冯雪峰、楼适夷转移到进步人士谢澹如家中保存下来的。全国解放后，谢澹如曾经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等三篇文稿和胡也频的一些文稿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而“胡也频、丁玲的照片10余帧及丁玲致冯雪峰信6封”，则是1962年谢澹如病逝后，其夫人钱云锦于1963年捐献的。谢澹如深知它们的珍贵，又涉及个人情感隐私，想有机会直接交给书信的收寄人，他早在1923年就积极参加湖畔诗社活动，深得雪峰信任。谢澹如之子谢庆中曾经撰文说，谢澹如为了保存这些文物想了许多办法，甚至缝在岳母的寿衣中。2007年8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纤笔一支谁与似——丁玲生平与创作展”，玻璃柜中展出了数封丁玲致雪峰书信原件，专家学者们连连惊叹：“太珍贵了！”

　　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几封信，其中有3封基本完整，1封是半篇残信，写在半张纸上，这4封均有抬头，用钢笔自右至左竖行书写，用的是同一种印有分行线的书写纸，正反两面书写。这些信是丁玲与雪峰炽烈恋爱的记录。

　　丁玲最初的心理很矛盾，欲言还休，她在一篇涂抹凌乱、没有抬头的信纸上先是写下“我不愿意欺骗我自己，我要对自己公开的说一句话。我是被恋爱苦着”，然后又把这一句重重划掉。这大概只是她的自我倾诉。

　　正式的通信大约始于1931年晚春，两人之间有了一条交流渠道，丁玲立刻感觉“四周都充满着生气，充满着光明”，“我想我不会再掉在无谓的烦恼里了”。她不愿按雪峰的意见，将他的名字写作“××”，她一定“要写上这个在我心里叫唤惯了的名字，这个存在在我的心里是三年多了的可亲的名字”。

　　在以后的信里，丁玲的情感越来越炽烈，语言越来越大胆。雪峰则理智、矜持得多，家庭的责任、左联领导者的身份都约束着这个共产党员，他不喜欢她尽说些“糊涂话”，丁玲把“那些糊涂话的信就只好写了又扯，扯了还要骂自己”，但是“在心上却实在不能将那些话死去，还是要想雪峰”。她不能不倾诉，又不敢尽情倾诉，小心节制着，担心“有一点使雪峰觉得说过了分”。但是她更希望“假如雪峰能稍稍诚实点，能喜欢我点，我是只有更感到这生的意义的。雪峰，想到你那样子，有时真有点恨起你来”。她为她和雪峰未能走得更近些深深惋惜，甚至“有点悲哀”：“我总是这末觉得，我们两人都有点虚伪，我们都骗了自己，尤其是你，假如我们不是这末为一种并不必要的理性拘束了自己，我们一定不是现在的情形，我们可以更了解许多。……我实在曾经骗过自己，骗过自己可怕的感情，我勉强把自己骗过来了，或是我不承认这结果在我是合算。想起来真有点悲哀，恐怕我们永远就这末在一种可笑的情感之中，随着时间拖下去，拖到更难于接近的地位上了。”造成这样的结果，“雪峰，我想是该你负一大部分责任的”。

　　丁玲对雪峰除了情爱，还有深深的崇敬，因为敬佩而爱得更深，她对雪峰的话始终有服膺之心。雪峰是最早对《莎菲女士的日记》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莎菲》太消沉了，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更不愿意丁玲沉落在那种情绪里，他希望丁玲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在给雪峰的信中说，“冰之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冰之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雪峰说过假使冰之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那雪峰就不会爱冰之。正为了这句话，使冰之怕，怕失去这可贵的爱，冰之装也要装成一个有希望的人”。由于雪峰时常“严厉的鼓舞”，责备“近来的懒惰”，丁玲便会因为“起来得太迟，一个好的上午让它空过了”而感到“心里最难过”，决心“下午我一定要开始写文章了”。雪峰是抽打懈怠的鞭子，是丁玲不断向前走的推动力。所以有人认为，胡也频之死对于丁玲确然是一种巨大的刺激，但加速丁玲转变而左倾的却是雪峰，他对丁玲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