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曾命令在沦陷区的法国人不要公开杀害德国人

(本文摘自《战争回忆录》，戴高乐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

　　1941年8月开始了一系列狙击德国士兵的事件。第一批被杀的有:一个刚从地下车站上来的少校军官、南特城卫戍司令、波尔多的一个军官和巴黎塞宾莱大街上的两名德国兵。别的暗杀也跟着开始了。为了报复，德国人枪毙了几百名人质，将好几千名爱国者关进监狱，随后又把他们送出法国。他们以极重的罚金和劳役来蹂躏有德国人遭到暗杀的城镇。当我们听到这些用冒着巨大危险的代价取得的单独抗敌的战绩的时候，心情是骄傲而又沉重的。同时，那些牺牲在德国复仇怒火下的法国人使我们的内心深感悲痛，但不是绝望，因为这和士兵在战场上牺牲是一样的。不过，从战略的基本道理上考虑，我们认为这个斗争必须有计划有领导，而事实上在本土开始公开作战的时刻尚未到来。我们首先扰乱敌军，然后是我们国内的部队在预定地点与敌人接触，最后是我们期待中的总有一天会发生的全国大起义;这些行动如果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并与解放部队互相配合的话，将会获得巨大的效果。可是在1941年，抵抗运动还刚刚开始;同时我们知道，总要好几年以后我们的盟国才能登陆。

　　所以10月23日我在广播中说:“德国人被法国人杀掉是完全自然和完全正确的。如果德国人不愿死在我们手里，他们应该只待在家里……既然他们没有能够征服全世界，他们就一定不是俘虏就是死尸。……但是战争必须有策略。战争只能由负责作战的人来领导。……目前我命令在沦陷区的人不要公开地杀害德国人。唯一的理由就是:作为报复，敌人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大批屠杀我们目前被解除武装的战士。另一方面，只要一到我们能够进攻的时候，我就会发出你们期待已久的命令。”

　　一方面要限制在目前情况下得不偿失的牺牲，同时也必须利用这种由德国人的镇压而激起的情绪，以促进民族的斗志和团结。10月25日，侵略者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50名人质的第二天，我在广播中说:“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从四时到四时五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五分钟。……这个巨大的警告，这个全国范围的抗议可以让敌人看看我们的力量，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那一天的前一日晚间，我重申我的号召。事实证明，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工厂里，这次示威是非常动人的。这更使我决心防止抵抗运动流于无政府状态，而要在不妨碍其积极性（这是抗敌的泉源）和分散性（否则将为敌人一举歼灭）的情况下将它变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

　　不论怎样，现在已有了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实际行动，而且在许多方面表现得非常坚决。可是由于缺乏军事干部，所以损失非常严重。可以而且应当从陆军中留下来的人当中去找这种人，可是维希当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然而首先起来抗战的是军人。一些陆军和地方部队的军官，从停战委员会保存下来一些军火。维希的谍报机关在其职务的掩护下进行反间谍工作，有时将情报送给英国。另外在弗赖尔、德莱斯特兰、维尔诺、布克罗达骚和杜尔梅耶等将军的推动下，特别是利用军官俱乐部，进行了抗战动员工作，高色将军还猛烈攻击过投降卖国思想。包括好些退伍军人在内的青年团的许多指导员，都积极从事训练，准备拿起武器作战。在正式部队的残留人员中，几乎所有的军官、士官和士兵都公开表示他们希望重新参加战斗。

　　公众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在伦敦看到的一部法国新闻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影片中，贝当访问马赛时出现在市政府的阳台上，下面是基于爱国热情而骚动着的军队和人群。贝当被群众中涌现的伟大力量所感动，突然叫道:“不要忘记你们所有的人都仍然在战争动员之中!”你可亲眼看见这句话在这些市民和军人中产生的热情奔放的情景，他们欢呼雀跃，有的激动得哭起来。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虽然军队中大部分人（常常是最优秀的）都战死或做了俘虏，陆军仍然流露出愿意领导全国抗战的倾向。但这正是他们必须听命的那个所谓“政府”所不欢迎的。维希当局先是玩弄中立的谎言，接着就与敌人合作，禁止军队忠于他们保卫国家的天职，把他们关在军纪的死胡同里，使里面的人要出来就得触犯纪律。虽然有许多军人冲破了这个障碍（特别是那些在组织中的人、准备参加秘密军队的人、那些后来组织“军人抵抗协会”的人），可是在初期，抵抗运动还得临时训练自己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