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瞿秋白、施蛰存在上海大学往事

（本文摘自《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上海大学

　　初见瞿秋白是在南京。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施存统带他来看冰之和剑虹。施存统的爱人王一知，是她们的同学、好友。

　　秋白“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话不多，很机警，冰之和剑虹立刻断定，“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第二次来，秋白的话多了，讲苏联故事如同“熟练的厨师剥笋”，当他知道她们喜欢耿济之翻译的俄国作品时更加高兴，他和耿济之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两人的成绩最优，商务印书馆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就是他们合译的。“他又列举些她们还没有读过的名作，用他的善于描摹的言语，于是故事便更有声有色了。他又不忘了说一些名人轶事，有趣的，或是恋爱的。这都是人们所最爱听的。所以渐渐她们都忘了一切……她们都觉得投机得了不得”。瞿秋白凭借丰厚的俄国文学素养，让两个深爱俄国小说的女孩子为之着迷，她们紧闭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秋白很有兴趣地听这两个女孩子讲“这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建议她们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说那是一个正规的学校，“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修养的人，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并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施存统也加入动员，她们同意了，秋天进入上海大学，但只能在中文系做旁听生，冰之在一年级，剑虹在二年级。丁玲后来戏称：“我在上海大学旁听了差不多一年，还是走后门进去的。”

　　上海大学地处闸北青云路，前身是私立东南师范学校，于右任1922年10月出任校长后改名上海大学，但他只是挂名校长，李大钊1923年4月介绍邓中夏到校任校务长，管理全校行政事务，后又介绍瞿秋白到校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个系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施蛰存说，施存统虽然只是教授，但因为发表了一篇《非孝》，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最初“崇拜的是施存统”，“到了1924年，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施蛰存：《丁玲的“傲气”》，载《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冰之在周南就读过《非孝》，而瞿秋白，她们仅仅“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

　　茅盾说，上海大学“是党办的第二个学校”，校舍比较简陋，“它没有校门，不挂招牌，自然没有什么大礼堂了。把并排的两个房间的墙壁拆掉，两间成为一间，算是最大的讲堂”，师生关系民主，学习风气活泼，“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革命人才，在中国的革命中有过卓越的贡献”。

　　冰之发现，这里的确比较正规，教员不大缺课，同学们也一本正经地上课。她迷恋上沈雁冰讲授的希腊神话，从《奥德赛》、《伊利阿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离奇美丽故事中产生许多幻想，并去翻阅欧洲的历史地理，剑虹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但“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他不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聊天的话题是文艺复兴、唐宋元明和普希金的诗，他既懂艺术又懂人生，很快就超过施存统，征服了两个女孩子的心。

　　冰之和剑虹看不惯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学生，比较接近的同学有杨之华、张琴秋、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等，男同学中戴望舒、施蛰存、孔令境对她们很好，但来往不多，丁玲后来回忆说：“我们则有些傲气。”表现之一，是演戏时女同学都争抢主要角色，她们却去演两个谁也不愿演的丫鬟，“我还有几句台词，剑虹只是在台上站一会，走几步”。人之高低贵贱不在舞台上的角色，不屑与俗人争抢才显出清高孤傲。

　　还有一个更鲜明的“脱俗”例子，冰之和剑虹“买三元五角一张的包厢票”，“坐在最好的座位上”，“坐在那左右前后都是花团锦簇、珠光宝气、油头粉面的时髦太太、姨太太们中间”，“穿着阴丹士林布的罩衫”，“满不在乎地”欣赏正处盛年的梅兰芳演出的《洛神》、《游园惊梦》和《霸王别姬》。

　　施蛰存在50多年后不仅写了《丁玲的“傲气”》，而且两次作诗怀念上海大学的情景。1979年6月听到丁玲复出消息，他写了《怀丁玲诗四首》，其中一首为：“滔滔不竭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上课时后排的男生坐好，女生才低着头鱼贯而入坐在前排，男同学只能望其项背。田寿昌即田汉，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里也说过：“田汉是讲西洋诗的 ，讲惠特曼、渥兹华斯，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但讲课却不太内行。”1989年施蛰存又在《浮生杂咏》组诗第36节写道：“冰之落落难谐俗，骨重神寒志不降。晚岁自知多傲气，故人犹幸许同窗。”诗后附文称：“丁玲晚年为文自叙，谓平生有傲气。此言不虚。在上海大学时，亦可见其落落寡合，不假言笑。”丁玲1982年将新作寄赠施蛰存，扉页上写着“施蛰存同学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