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刘心武于寒山寺前。漓江出版社供图。
人物简介：刘心武，1942年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等。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以《班主任》闻名文坛，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014年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飘窗》。
新华网北京7月24日电（杨舟）提到刘心武，人们会想到《班主任》、《钟鼓楼》、《刘心武续红楼梦》。把这些作品在时间的顺序上依次排开，他们所处的每个历史阶段都闪耀着具有影响力的光芒。
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带动起对红楼梦的关注后，刘心武又回到了当代社会与人生的话题场。经过一年构思，近期出版的《飘窗》成为他第八部长篇小说，被称为写实主义的回归，文学承载使命的又一次跋涉。
《飘窗》被评犹如当代《清明上河图》，正如书名，无论作者刘心武还是书中主人公薛去疾，都有着那样一个流动着世间百态风景的“飘窗”。正是通过这个窗口刘心武匠心酝酿，由薛去疾悄然拉开了故事序幕。在这篇16万字的小说里，作者笔墨轻重有别地勾勒出近30个人物，以纷繁的线索和巧妙的勾联，展现出当代不同阶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多面。
在刘心武的资料中，有一辑长长的出版列表，上面记录着自1978年至今他书写的所有文字。刘心武似乎一直在写从未停笔，近十几年更是达到每年平均五本著述出版的速度。其间还带动了揭秘红楼梦的热议话题，着实让人惊诧他精力——读者们似乎忘记了——这十年正是他走进七十古稀的十年。读者常念及他的名字，看着他的作品，却从未记得他的年龄，也许旺盛的创作可以让人忽略掉这一点。
谈及这部作品，刘心武更希望“邀请读者来谈谈这本书”，他说，一部好的作品是由作者与读者一同完成的，希望听一听大家的声音。这也成了此次采访要承担的一次传达——“刘心武老先生希望听一听大家的声音”。
时间河流中的文学创作
新华悦读：重新提笔现实主义的写作有何原因？
刘心武：在构思《飘窗》时，我曾有两个版本，一开始想写一部魔幻小说。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市井人情尽收眼底，犹如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让我浮想联翩。那五边形的飘窗仿佛有一种魔力，我真的飘了出去，到了魔幻世界，被一长臂巨人抱住。他的肚脐巨大，能喷水。头发竖立，像火焰一样飘动。在那个魔幻世界里也有贪婪，也有暴力。当下魔幻写法比较流行，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不必依赖生活积累。
听起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文本。为何最终又放弃了，还是回归以往的写实主义呢？是因为透过飘窗，我注重深入生活，观察社会人生，脑海中有一个繁杂的“人物库”，形象都十分饱满，写小说时注重给读者提供人物画廊。当然我接触社会上的一些人并不都是出于为写小说积累素材的功利目的，和一些平民朋友的交往使我获得了地气滋养。我想还是真实地去表现他们更有意义。经过一年时间，写就了这部16万字的《飘窗》。
新华悦读：《飘窗》的出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义？
刘心武：我的写作一直是种“四棵树”，即“小说树”、“散文随笔树”、“建筑评论树”和“《红楼梦》研究树”。小说是我一直苦心经营的一棵大树，《飘窗》可以算是我的第八部长篇小说。一直在积累素材，酝酿构思。到2013年觉得蓄水池很满了，有了兴致，因此写出了这部小说。这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我在写实主义上面的回归。我也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创造仍然具有生命力。
新华悦读：《飘窗》的结构布局、人物出场、场景转换，跟《钟鼓楼》的手法很像。二十年后的《飘窗》和您以往同类型作品比较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不变的东西。
刘心武：我从不固步自封，《飘窗》是我激活写实主义的一次尝试。写《钟鼓楼》时已经和杨沫他们不一样了，是“桔瓣式”的结构，在文本上，我有一些自己的巧思，开始注重悬念。《飘窗》是强悬念的文本，有新的元素，语言上追求海明威式的简洁。我不搞语言瀑布，不造字数摩天楼，有时完全用对话推进情节，也不回避“性”的因素，这在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一度是禁忌。我有突破意图，不是无形中一不小心的突破，而是构造文本时主观的突破。另外一个突破是采用了“中性叙述”手法。这篇小说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性，没有试图通过文本鼓吹一个社会主张，虽然表面看它很尖锐，但我只是想展现当下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不在小说中预设主题，也无政治指向，但是，它是有思想、有意义的，需要一点儿接受美学，需要读者与我共同完成。
我觉得要说不变的东西，应该就是对底层人物的描写。底层人物一直是我关注和描写的对象，《钟鼓楼》、《栖凤楼》、《风过耳》里都有底层人物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