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17日电（杨舟）提起张树义，多数人会感到陌生。但要说起他是1991年我国第一个到南美亚马孙热带雨林考察的学者，2008年地产大佬王石也加入了他的亚马孙生态科考队，你的好奇心也许会蠢蠢欲动了。
张树义不属于那种安静的学者，一个要进入丛林深处过上数月，并具备一定专业生存本领的人，一定是一个浑身生命细胞都在跳跃的人。他的本职研究是蝙蝠，他和他的研究生们钻过数不清的山洞，做过数不清的实验。在做学问与行走之间，张树义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座右铭很好的用文字记录的方式沟通了彼此。他说，“如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肯定不会把曾经发表的专业论文再拿来重温，而是一定会翻一翻这些旅行时的科学笔记，这些才是我一生经历的记录。”
“在亚马孙的丛林生活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只叫杜戈的鸟。”杜戈的学名叫绿背冠雉，在分类上属于凤冠雉科，仅分布于法属圭亚那原始森林的西部边缘。遇见杜戈的时候它还是只雏鸟，所以它把第一眼见到的张树义认作了妈妈。“杜戈吃了这种黄色的小花中毒，难受了很长时间。在自然界，母鸟会教小鸟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但杜戈缺少这种教育。” 图片选自《探秘亚马孙》。
有科学内涵的旅行笔记
早在2004年，张树义就出版了《野性亚马逊》，记录了他在亚马孙丛林生活19个月的经历。当时那本书让不少人觉得新奇，也确实影响了一些人，比如他现在的学生。如今，这本书再版名为《探秘亚马孙》，与张树义近年去北极行程而合著的《行走北极》共同成为《从北极到亚马孙》的系列丛书。再版的这两本书有非常精致且用心的排版，笔者在地铁里翻看的时候，书里具有科学价值的照片和因没能捕捉到珍稀物种而手绘的精美图片，吸引了不少人侧身歪头来看这本书的名字。
在亚马孙森林深处座落着一个名为“努里格”的生态站，那里可以说是张树义和朋友们的研究基地。生态站是张树义的导师、法国著名动物生态学专家何勒•多米尼柯教授为研究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协同进化等问题在1987年创建的。书里这样介绍：
“‘努里格’不是一个普通名词，它是2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印第安部落的名字。自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欧洲白人侵入这个世界，先是用刀枪和猎狗直接屠杀了大批印第安人，随后他们传播的疾病更使得一个个土著部落逐渐地销声匿迹，其中就包括努里格。于是乎，不知是为了怀旧的纪念还是出于伤感的反省，生态站就起了这个名字。”
这段有历史人文关怀的文字，带着读者慢慢进入书中，也让人欣慰的看到“努里格”最终演变成为一个祥和的地方，动植物和谐共存，现代人与大自然相互尊重。
张树义给自己的书定义为“有科学内涵的旅行笔记”，他说他写的是自然现象后面的科学故事，而不是泛泛之谈的游记。比如，动植物之间的“协同进化”，书里这样写道，
“相互依赖的关系有时甚至协同进化出令人惊讶的现象，动植物的一方仿佛完全是为了适应另一方而存在，如花筒的长度和形状恰巧与采蜜蜂鸟的喙相吻合……蜂鸟的喙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长而弯曲型和短而直型。第一种类型适合于在略微弯曲的长筒状花中采蜜；第二种类型适合于在短小笔直的短筒状花中采蜜……每每看到蜂鸟将长长的喙毫无保留地插入花筒，尽情地吸食花蜜，我甚至担心倘若喙插得太紧拔不出来该如何是好。”
“你说是花适应了鸟，还是鸟适应了花呢？”张树义玩味般的回味着。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花为什么绚丽，果为什么香甜，卷尾猴为什么爱睡在棕榈的叶子上，热带雨林为什么有全球一半以上的物种，每一页的文字都因为好奇而变得有趣，因为思考而懂得自然的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