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徐敬亚曾评价：“在荒原上，中国有两个天真的孩子，一个是顾城，一个就是梁小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著名诗人，现实生活中的境况却堪称困难。
连日来，诗人梁小斌脑梗住院的消息成为焦点，诗人伊沙在微博中说：“为中国的钥匙祈祷。”除了他自身在文学上的高深造诣，及在中国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还因为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朦胧诗代表人物，不是体制内的作家，他本人没有医保，连医疗费用都难以承担。
为什么诗坛地位显赫，生活却困窘，这样一种悬殊的境遇落差，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的诗人都在做什么？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
1.梁小斌的成就与困窘
与北岛、顾城齐名的朦胧诗人
梁小斌以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闻名诗歌界，创作于1980年的代表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通过“我”“寻找”钥匙的过程，体现了一代青年的觉醒和思考，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刮起一阵“找钥匙”旋风。这首诗与同时期的《雪白的墙》等作品也成为中国新时期朦胧诗的代表作，梁小斌就此也成为朦胧诗人的代表人物，与北岛、顾城等诗人齐名。
梁小斌共有9篇诗歌散文入选中学、大学教科书。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徐敬亚曾评价：“在荒原上，中国有两个天真的孩子，一个是顾城，一个就是梁小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著名诗人，现实生活中的境况却堪称困难。
梁小斌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群体中“生活处境最差的诗人”
用著名诗人、学者叶匡政的话说，“梁小斌可能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群体中‘生活处境最差的诗人’。”
梁小斌的诗歌和随笔创作有很高的成就，但是他不属于安徽作协、北京作协，多年来从事过电台编辑等很多工作，近年来年龄大了也还是为了生计四处奔波。
叶匡政表示，“我跟圈内的人也讨论过，梁老师随笔的水平在当代是很高的，但是读者群比较窄，这样的作品不会成为畅销书。”
据了解，梁小斌入院后，每天各项检查、治疗费用高达数千元，未来至少还有十多天的治疗期。面对这笔医疗费用，梁小斌的夫人卓女士面对记者时称“我们能挺过去”，但还是流露出有心无力的乏力感。
2.中国当代诗人生存现状
20年卖不完一本诗集
诗人们在自身与宇宙相通的无边无涯的精神世界里，披荆斩棘，艰苦卓绝，创造了惊风雨泣鬼神的语言奇迹；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他们放弃世俗生活的欢乐，铁锥般专注于诗域。但是，光靠写诗歌是无法生活的，这样的诗人生存状况不佳，被称为“不会经营自己的诗人”。目前把精力完全放在诗歌上的职业诗人目前还是很少的，他们在生活窘迫时，往往靠家人、朋友和亲戚资助。
职业诗人杨嘉利1996年出版了一本自费印刷的诗集，可是直到今天为止，快20年了，依旧没有销售完，还有几捆诗集放在他的床下。他的作品在全国20几家刊物发表，每月可以收到几百元稿费，扣除邮寄和打印的费用，几乎没有盈利。因为他是残疾人，靠政府给予的生活补贴才勉强生存下去。
左手行医右手写诗
站在岁月的高处／回眸不舍昼夜的大川／江河时而平缓东流／时而惊涛裂岸／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江西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南昌市诗歌学会常务理事王治川《秋天的怀念》中的句子。
王治川现在供职于江西省肿瘤医院，左手行医，右手写诗，生活倒也平淡幸福。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觉醒了，他就有一种“痛”。这种“痛”，日夜不停地鞭策他把某件事做到极致的好，以此来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王治川要做的事，就是写诗。他说，哪天我的生命结束了，但愿人们说死了个诗人。但是因有所牵挂，所以王治川的诗就有所局限。工作、生活和诗歌，到底谁最重要？到底谁可以舍弃？可能王治川此生都无法有个结果。这也是他永远的“痛”。眼前，王治川最迫切最清晰要追求的目标是，出一本诗集。他至今还没出过诗集。
江河十年只写了十首诗
在长诗《泰姬陵之泪》之前，欧阳江河差不多有十年没动笔了，他在北京的一家著名演出公司做演出策划，一做就是六七年。他很坦然，诗人就不要谋生了吗？
在这十年里，曾被成为“中国朦胧诗五大家”之一的欧阳江河（即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只写了十首左右的诗，但写了很多文章，包括音乐、绘画、电影等领域的评论，甚至还有建筑、摄影和舞蹈方面的文章，以至于有了音乐和美术评论家的头衔。辞掉演出公司的工作之后，他的生计主要靠“卖字”来解决。2002年起，有日本人欣赏他的书法，独家买断了他十年内的书法作品。
这十年，欧阳江河如同一座沉寂的火山一样存在。或许，这长长的寂寞算不上什么。里尔克、瓦雷里都曾经沉寂很多年，芒克也沉寂了很多时间。诗人写作，有人是长流水，有人有间歇期。欧阳江河自己曾解释说，在这样的时代，他根本无所谓写不写，“我不做诗歌的秘书”。“我成功剥离了作为生活和写作的欧阳江河，没把我的写作变成我的生活方式。”
3.下海难游泳，上岸没人脉
全世界诗人谋生都不易
其实，不仅中国诗人谋生艰难，全世界诗人境况都差不多，即使是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也很难找到一位真正的全职诗人。
在现代印刷术普及前，写作仅仅是爱好，而非职业，印刷术将创作的权利从贵族小圈子中解放出来，让平民也有机会靠写作才华过上自由、富裕和名誉的生活。可遗憾的是，诗歌文体与印刷术不易紧密结合。
诗歌语言较概括，对不同圈子的人来说，能从中获得的信息量太少，此外，诗歌写作门槛相对较低（俄罗斯人说“每一篇树叶都有20位诗人在写诗”），生产量大，且质量标准模糊，造成市场倾斜，故“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比比皆是。
比如余光中的《乡愁》艺术成就不高，可在公众眼中，却成了他的“代表作”。再比如，建国以来作品销量最大的诗人是汪国真，“顺口溜”竟远超北岛、顾城等大师级诗人。
市场化失败，决定了诗歌只能按等级社会中的传统方式来运作，即：写诗本身无法盈利，但可以将其兑换成影响力，再把这些影响力变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诗歌之所以出现井喷现象，创作更自由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当时这个兑现链条相对完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现代社会越来越扁平化，等级间藩篱被渐次拆除，在今天，芙蓉姐姐、凤姐等的影响力比普通诗人要大得多，从而压缩了后者的生存空间。
诗人们错过了上岸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饿死诗人”的声音。
在此之前，中国诗人的职业身份主要是四种：一是体制内专业诗人，二是各国营单位员工，收入不高，生活相对安定；三是校园兼职诗人；四是流浪诗人。
在市场大潮冲击下，这几种职业的诱惑力迅速下降，大批诗人投身商海，以从事出版业的为多，比较成功的有李亚伟、万夏、楚尘、沈浩波、叶匡政等。
出版业制度环境差，导致市场不规范，盗版、欠款等行为泛滥，真正成功者凤毛麟角。
1995年以后，随着各大学待遇猛增，当年下海的学者们纷纷回归，出现了一个“上岸潮”，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诗人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一方面，“上岸”需要人脉资源，非诗人所长，另一方面，诗歌不算专业，大学能提供的教职极少。
不适应市场，又无法“上岸”，诗人们不得不在诗与生活间痛苦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