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哪说起呢？”在清涧的一间宾馆里，王天笑声音低沉地说，“就从不高兴的地方说起吧。”
他回忆陆续去世的亲人和自己如今所受之苦。“不好活啊。”聊天之前，他吃了十几种药片。但他并没有按医生的规劝有所忌口，包括抽烟。“我就是想挑战一下命。”他坐在床上一根根地抽烟。“医生说，我最多只有3个月时间了，这句话是二十多天前说的了，我随时都可能没了。”
在2006年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后，王天笑的朋友曾经在报纸上为他发起过募捐治疗活动。他为此差点自杀。“不是怕死，是承受不了这种关注，你说一个山里的孩子，为了我这病，省下吃午饭的钱，谁受得了。”
他和哥哥一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他比路遥小近二十岁。路遥成为名作家时，他还是个中学生。路遥的穿着看上去已经是个光鲜的城里人了，但在农村，王天笑依然穿着破旧的衣服。路遥忙于自己的工作，两人年龄差距又太大，几乎没有交流。“他就是个陌生人。”在学校里，所有人知道他是路遥的弟弟，会对他指指点点。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他日后在物质上有了高要求。特别是穿着，“一定得是名牌，不是名牌我是肯定不穿的。”
王天笑正在筹备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困难的日子里》。“怎么着也得拍得比《山楂树之恋》好吧，不然我就不拍了。”他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导演和演员。
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副标题是：一九六一年纪事。时至今日，国内媒体谈及此段历史，仍有忌讳。而在11月29日，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将会上映。电影改编自刘震云1993年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这部小说描写的是1942年的大饥荒。但就像小说里的“我”在90年代问到自己的姥娘关于“饿死人”的事情，姥娘的回答是：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像路遥那一代作家，包括获得诺奖的莫言，都会说到饥饿对于自己人生刻骨铭心的影响，以至于对文学的影响。
“1961年，是我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不幸的是，我正是在这艰难贫困的年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县上惟一的一所高中——县立中学。”这是《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开头。路遥的大多数小说有着相似的开头：具体的历史时间，中学，家境困难的农村孩子。
这些天的各种座谈会上，如何继承路遥的文学遗产，是反复谈到的一个话题。“洪子诚所著当代文学史里只字未提路遥作品，陈思和写的当代文学史只分析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一笔带过。”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对我说。路遥还活着的时候，评论界对他的忽视和遗忘就已经开始了。
有评论家说，路遥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就已落后于时代。80年代，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那是现代主义的天下，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天下。那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的天下，而不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的天下。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完后，诸多文学杂志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在经历了退稿之后，这部小说最后由《花城》杂志刊发。
“路遥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要变。”路遥生前的朋友、作家远村对我说，“他去世之前，已经开始研究卡夫卡了。”路遥自己也提到，“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的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
路遥对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过评价。“很多人在愤愤不平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老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路遥阅读了许多当代国内同行的作品，觉得其中有的不错，并与世界上一些作家进行比较。所比之人大都是现代派作家：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等。说明他对此现代主义并不陌生。然而，现实主义的大部头更像是他的心结，他需要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来了却。但时间没给他改变和创新的机会。他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农民作家”停留在别人的脑海里。
在延安大学的路遥文学馆里，有一张路遥与莫言的合影。他们两人所走的道路大相径庭。莫言所写也大都是故乡之事，但他的故乡是具有奇幻色彩的真实。下油锅、千刀万剐、剥皮、撒尿什么的，莫言无障碍跨越时空的重口味描述在路遥的小说里是全然看不到的。
莫言的获奖解决了路遥当年所发出的疑问：“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同时多少缓解了中国作家的诺奖焦虑症。作家们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不必流亡到国外也能获奖，原来中国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作家拥有获奖的机会。
我去过莫言笔下所描述的高密东北乡，这只是一个节奏缓慢、平淡无奇的村庄。你很难把诺贝尔文学奖与此地联系起来。而在路遥出生的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我感到的都是荒凉。写作这件事儿很难与之联系，连生活看上去都是那么艰难。
太多的人跟我说，路遥从小心气就非常高，走出山村一直是他的愿望。
在路遥就读过的延川中学，刘文华是路遥纪念室的负责人。她是一名语文老师，来自路遥青少年时生活的延川县郭家沟村。学校有一门选修课叫《走近路遥》，为的是让大家能被路遥所激励。但是许多学生没办法理解。“那些生活离他们太遥远了。”网络与手机构筑的虚拟世界已经覆盖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包括陕北的这所中学。文学能干什么呢？
在我见到刘文华的前一天，学校举行了一次诗词朗诵会。《滕王阁序》、《春江花月夜》等等。“现在教学生语文很难，像这些篇目，能让他们弄懂里面的每句话是什么意思都很不容易了，根本不奢望什么赏析。”刘文华觉得很无奈。
在延安大学的路遥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路遥在世的话，能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当他说出这个假设时，有人在下边偷偷笑了。
张和是延安大学文学社的社长，他熟读路遥的作品，热爱文学，但并不想以此为业，稳定的公务员工作才是他的梦想。
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有人希望通过文学改变命运。在延川，我看到许多年轻人的作品，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写作都在业余时间。“不管写得怎么样，总比打麻将强多了吧。”一位评论者说。
文学改变命运，刘文华觉得那已经是过去时。她和同事们讨论过路遥，这位校友如果放在今天的话，是否出得来？“我们得出的答案是：出不来。”刘文华说，“如今已没有了80年代的文学氛围，况且，学生课业这么重，大都为考试所累。”
在年轻人眼里，出名的渠道也已大不相同。以前，都是通过研讨会、靠评论家的热荐推出知名作家。现在，那些因为写作而站在灯光耀眼处的年轻人，很难说是因为文学。将他们称为有一定文字基础的青春偶像也许更为合适，他们的声名更多的是依靠网络迅速传播。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是老作家柳青的一段话，路遥在写《人生》时，放到了小说的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