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乡愁》是我40年前写的，那个时候在大陆文革的后期，所以我心情很暗淡，认为此生也许回不去大陆了。《乡愁》之类的诗我写了至少有二三十首。
余光中
从左至右：石川、余光中、孙甘露
“《乡愁》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如果有想认识我，喜欢诗的话，可以把这首诗暂时忘掉。”在《诗的世纪》大师论坛上，诗人余光中如是说。
10月26日，腾讯文化、腾讯书院携手上海电影博物馆、目宿媒体、中华艺术宫、上海电影资料馆于上海举办大师论坛《诗的世纪》，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教授担任主持，诗人余光中与作家孙甘露跨越海峡展开文学对谈。
当代诗歌成就需在百年后检验
余光中最喜欢的诗人都是中国的大师，从屈原、李白、杜甫到苏东坡，而工作上因为在外文系教学，所以也密切接触英美文学。余光中笑称，“所以一度是人格分裂的，是公私分明的。”
“古典诗可以终生读，不一定是为了要写。因为里面含有他的智慧，不仅仅是他的诗体，有各种东西可以学。至于自由诗，到现在为止也还不到一百年。”就自己的创作经验，余光中说，“格律诗就是写得太保守、太有规律，所以内容矜持。到了30年代写自由诗，跳出了韵文化的陷阱，立刻又跳进了散文化的陷阱。所以这两者都要避免。”现在写诗歌文章，余光中常常以白话为主调，需要铿锵有力、诉诸权威、引人深思时，他会加入文言文。
有人担忧诗歌已死，关于诗歌在当下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余光中非常乐观，“从‘五四’以来，新文学家很多擅长写诗，像鲁迅、陈寅恪等等。现在流行歌曲的歌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诗。我们这个时代诗的成果如何，贡献如何，恐怕还要更长的时间来回顾。”孙甘露以杜甫为例，诗人在辞世200年之后才形声誉，一个时代对诗歌的了解和认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从各方面观察。
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愤怒出诗人？
余光中自称“我这一生很不幸”，前半生遭遇了两个战争，第一次是中日战争，第二次就是内战。这个痛苦是个人的也是整个民族的，是小我的也是大我的，由不得你作主，不得不经历。因为战争离开故乡，余光中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乡愁》。“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争影响全国人民。可是对于诗来讲，杜甫如果没有经历安史之乱，他的许多写实诗就没有了，李白和白居易的诗里也有写到战乱。”
两次的战争面临的是暴力，余光中去台湾之后则承受日常生活的压力，压力对一个人的伤害不可小看，它24小时不放手，连做恶梦时都会在那里。每个时代都面临着他不同的苦难，比如说在大陆有一胎化、上学、考研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遭遇战争不见得就很平凡，‘宅男’也能够成大事业，哲学家康德和苏本华没有什么旅游经验，他们照样思想可以很发达。‘宅男’也好‘浪子’也好，都可以写诗。”
在‘宅男’之外，余光中还谈到‘愤青’，“西方也说是Angry Young Man，英国出了一些愤青，美国出了一些嬉皮，他们希望回归心灵，所以远离美国文化中心纽约、芝加哥，跑到西部去，或者改信佛教，海明威那一代人不晓得要找什么东西，就跑到巴黎。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趋势。我有时候也很愤怒，不过我觉得愤怒对解决问题的效果不如幽默感好。幽默，就是你不正面迎敌。李小龙拳打得好，他先要学会如何躲、避。如果每一次都硬工夫去接招，还是消耗得很厉害。幽默是把问题转一个弯来处理，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幽默感，他日子很难过。”
孙甘露对于“国家不幸诗家幸” 另有一番解读，“如有幸生活在和平时期当然好，没有人喜欢战乱年代，那都是迫不得已。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环境无法选择，不会为了写好诗就喜欢战乱时代。身边的琐事也可以造成伟大的作品，卡夫卡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一个生活琐碎的公务员，每天去机关上班，跟诗词描绘的历史场景完全不同，但是这不妨碍他写出伟大的作品，我想诗歌也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