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朝合
赵建国教授所著《中国式关系批判》一书已于2013年9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作为责任编辑，我认为本书有几个亮点值得关。
第一，这是一本紧紧贴近中国人现实生活、聚焦世人关注话题的书。所谓中国式关系，就是世人所说的“人情关系”，而在特定的“人情关系”中生存已成为中国人普遍的生存状态和法则。作者正是紧紧围绕这一社会现实设置主题、铺展全书的。作者在谈到中国关系社会的现状时，列举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教育、科研部门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大量人情关系实际情况，并指出，“新时期以来人情关系的作用并没有式微，反而愈演愈烈。”
与同类书不同的地方之一，在于该书把中国式关系的负面社会影响作为重点考察任务，较全面地挖掘了它的各种社会危害。这些负面影响和危害包括：增大社会成本，减缓社会效率；助推腐败，形成不良社会风气；破坏社会制度，扰乱社会秩序；导致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使政府和社会丧失公信力；误导社会价值取向；人情关系对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也有负面影响等。值得称道的是，为了揭示中国式关系的普遍存在会“增大社会成本，减缓社会效率”，该书提出了“关系成本”的概念。作者指出：“在正常社会条件下要做成一件事、完成一项工程等，只要付出正常成本就可以了。但关系社会与正常社会相比，关系成本和监督治理成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和效益，然而却必须额外付出。显然，无论对于个人、团体还是对于国家来说关系成本和监督治理成本都是一项额外的付出。”“关系成本”的概念有助于从理论上揭示，中国式关系增大社会成本、减缓社会效率的负面影响。
不仅中国式关系这一主题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而且为论述这一主题设置的相关几章都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并引人关注的内容，它们包括第四章“中国式关系与官本位”，第五章“关系社会中的信任”，第六章“‘礼尚往来’与官员腐败”，第七章“关系社会中的人情与法治”，第九章“中国式关系与潜规则”。可贵的是，作者以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解读这些问题，从而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比如，作者认为，当前所谓社会信任困境或信任危机主要是指普遍信任出现了困境或危机。造成普遍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式关系的普遍存在，中国式关系的普遍存在会降低制度信任度和普遍信任度，因而增强社会信任度的重要思路之一，应当是改造关系社会和关系文化。再比如，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潜规则，作者提出了“好的制度设计应该把潜规则限制到最低程度”的观点，提供了从制度设计上限制潜规则的重要思路。
第二，这是一本有理论穿透力的著作。关注现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现实问题作出富有说服力的理论解读。《中国式关系批判》用力正在于此。对中国式关系早有名家进行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跟进性研究有李沛良的“工具性差序格局”、孙立平等人的纵向的庇护关系与横向的工具性私人关系探讨。大多数理论探讨都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式关系批判》也是如此。该书提出的以家庭和单位为外围层的两个差序格局，有两个内涵的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是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的继承和拓展。尤其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是把中国式关系与官本位联系起来考察的产物。作者认为，把官本位楔入差序格局理论可能导致对关系社会认识的深化。
“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与官本位相匹配、相呼应，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每一个差序格局和关系网都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对于处于权力中心的官员来说，与其相关的每一个差序格局和关系网都不过是其大格局和大网络上的一个网格。尽管每一个差序格局的中心并非都是官员，但是所有这些差序格局组成的大关系网的中心肯定是各级官员。第二层含义，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是以得到利益的多寡来排列的，而利益的多寡是以官职的大小为转移的，官职越大在这种差序格局中得到的利益越丰厚。
如果说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构成了一个个社会的细胞组织，那么“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则把这些一个个社会的细胞组织按照特定的关系连接起来，构成一幅整体社会关系结构图。
作者的探索精神还表现在，用有涵盖力的新术语来概括社会现象。围绕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该书提出了“强势关系”和“弱势关系”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有助于理解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从办事效率角度看关系的质量，实际上考量的是双方的能量。在中国，通常官大、社会地位高，则能量大，普通百姓、社会地位低则能量小。有两类人具备强势关系，这就是与官员亲密的人有强势关系；官员群体有强势关系。利用关系办事，如果托人的人和被托的人都为高能量的人，则办事效率就很高。如果托人的人虽然没有官位、社会地位不高，而与被托人关系亲密，被托人官大、社会地位高，办事效率也比较高。
这里所说的强势关系、弱势关系与格兰诺维特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有联系，更有区别。比如，即使从格兰诺维特的四个维度看都是强关系，互动的频率次数多，感情较强、较深，关系密切，互惠交换多而广，但双方能量都小，双方都是社会地位低的普通百姓，他们互相之间为对方办事效率不会高。不是他们相互不尽力，而是因为他们能量太小。他们是强关系但表现出的效率和能量是低下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作弱势关系，“弱势关系”才能更准确表达这种关系的特征。关系网敌不过“官”系网。这种在强关系中表现出的弱势能量，在有些特殊情势下可以用中国的一个成语来形容，这就是“相濡以沫”。显然，弱势关系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含义是不同的，强势关系与他的强关系的含义也是不同的。但强关系有可能显示出强势关系的能量，弱关系通常不会表现出强势关系能量。
第三，这是一本深入浅出、案例丰富、通俗易懂的书。作为面向广大普通读者的书，作者追求文字的通俗易懂、理论的深入浅出。作者大量使用与该书主题相关的民间习语，比如“死要面子活受罪”、“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虽是阐述理论，但表达上力争明白如话，比如在阐释“关系成本”时，作者写道：“在关系社会中，对于每个个体的人来说，必须要通过拉关系、走关系才能办成的事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个人成本 = 正常成本 + 关系成本。”用一个简单的等式就把关系成本是额外成本的意涵表达出来了。
作者写作该书以对中国社会的长期体验为基础，以大量的实证材料和案例为支撑。这样就不仅使自己的立论建立在事实之上，而且同时增加了可读性。作者从难以尽数的案例材料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理论的数据。比如，在论证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官职越大在这种差序格局中得到的利益越丰厚这一规律时，作者引用一个数据：“省级受贿金额在1000万元级，地厅级和县处级受贿金额依次递减，接近一个等差数列。”接着以原福建省周宁县县委书记林龙飞涉案数据，说明在卖官和买官中，官职越高所需的金额越高。
书中从历史到现实的鲜活案例，也是贯穿始终。比如：从咸鱼干到银票——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学”的丰富实践。再比如，从山西省太原市一位年轻的家长托关系把自己3岁的儿子送进了政府机关幼儿园，到一些家长花钱让子女进名校提前编织“关系网”等。
关注现实、深入浅出并具有理论穿透力就使这本书适合广大读者阅读，无论是学界（包括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从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