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正当中（1917-1927）》是《舍我其谁：胡适》系列的第二部。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勇振
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在2011年出版了《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这部迥异于其他胡适传记的著作以详实的历史材料和细致文献分析，塑造了一个跳出历史符号的生动胡适。在两年前的早报专访中，江勇振教授向早报记者讲述了构思中的整个五卷本《舍我其谁：胡适》。本月，这个庞大写作计划的第二部《舍我其谁：胡适》之《日正当中（1917-1927）》由“磨铁·铁葫芦”出版，在这一部分中，江勇振用80多万字的篇幅讲述了胡适一生中“日正当中”的十年，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一直写到1927年大革命。
正在美国的江勇振日前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在采访中，江勇振教授论述了国内胡适研究的一些问题，概括了这部胡适传记中的一些新意和启示。江勇振还向早报记者坦率表示，由于个人时间、精力等诸多方面的限制，计划中的5卷本胡适传最后只能以三部曲完结，“接下去的三年，我必须教学，不会再有全力研究写作的时间。第三部的写作时间，将会在2016到2017年我下次休假的一年。由于时不我予，我已经决定以三部结传，第三部就将是《舍我其谁：胡适》的完结篇。”
在《日正当中（1917-1927）》中的胡适，名满天下，如日中天，他引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公众舆论，参与思想、政治论争，争夺文化霸权。在这十年里，胡适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而在江勇振笔下，他用第一手材料跳出了胡适研究的窠臼，纠正了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等著名学者对胡适的一些旧说，还原了一个多面甚至矛盾的胡适。在《日正当中》里，江勇振认为，当前胡适研究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资料出现的情况之下，才可能会有胡适研究的新典范出现。“殊不知现有的胡适资料，已经是浩瀚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全盘掌握的地步。”在他看来，徒有资料，没有新的方法和观点，绝对不足以窥胡适研究的堂奥，更遑论要画龙点睛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汗牛充栋的胡适研究的作品，“绝大多数不都是在炒冷饭吗？”
在江勇振看来，尽管有那么多的胡适研究著作，但胡适一生中所有关键的观点、重要的议题，“哪一个人不是跟着胡适起舞、亦步亦趋呢？”他举了个例子，胡适说他从1915年的夏天发奋尽读杜威所有的著作，说《尝试集》的命名、《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写作都是受到杜威思想的引导；胡适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说“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胡适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易卜生主义，等等。江勇振在前言中设问：“所有这些，试问有谁求证过？这就仿佛意味着，只要胡适说过了就算数。”“这种不思不想、胡适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研究态度，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胡适说过就算主义’。”
江勇振的做法是，去读胡适读过的书，战略性地选择影响胡适最深的那些作者的书。“比如，胡适说‘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然而，杜威到底怎样教胡适思想，赫胥黎又怎样教胡适怀疑？胡适从来就没有清楚地交代过。就是去读杜威和赫胥黎的著作，然后再回过头来审视胡适的文字，看胡适如何挪用、误用，乃至滥用杜威和赫胥黎的。”又比如，关于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说法，江勇振在前言中写道：“胡适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或者究竟是什么意义下的实验主义者，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现成的文字来分析来研究，不需要等新资料的出现。” 没有人怀疑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江勇振又有疑问，“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本来应该只是研究的起点，结果却因为看起来像是一个结论，就被不假思索地引为定论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问：胡适是在什么意义下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更必须要问：以杜威弟子自居的胡适，究竟是如何诠释、挪用或误用杜威的自由主义的？”
江勇振对胡适的学术研究和思考方式，提出了诸多疑问，但他认为这不是为胡适“去魅”，他认为把胡适拿来作为针砭或借鉴之用，就不是在研究胡适，而只是借胡适来抒发个人的政治理念。“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胡适研究平添了两个极有意味的因素：一个是翻案平反的热切；另外一个是对思想禁锢的反思。”但江勇振在前言中同样提醒学界，“崇拜胡适的人形容胡适为中国现代化的先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把他作为未来中国的指标——所谓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说法——则是把历史与未来混淆了。”
记者 石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