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有着香港、北京、台北三地生活的经验。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居台湾、现居北京的文化人陈冠中，是香港1949年后“婴儿潮”的一代。在他眼里，这一代香港人因为教育所带来的天然缺陷，造就了后来挣快钱的中环价值观的形成，为今日香港贫富悬殊的二元经济，缺乏知识经济产业和成长的火车头，埋下了祸根。这些观点，在他的新书《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有详细的阐述。2000年后他长居北京，这使他对香港的观察，有了一份隔岸观火般的清醒。梁文道称，他开启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近日，记者采访了陈冠中。
谈教育 我们这代人很容易受训练
新京报：你1952年出生在上海，4岁到了香港，成为香港“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你的新书的第一篇文章《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对你们这一代人的教育和文化做了很多反思。你觉得你们那一代教育是有缺陷的？
陈冠中：我们长大的时候，社会舆论整天都在批评以考试为主的填鸭式教育制度：小学六年级时考试，淘汰一部分学生，然后到五年制中学，又要淘汰一部分，再读预科进大学，又要考一次试，能进大学的人很少。金字塔式的教育制度，压力非常大，都是为了考试准备的。我们受到的教育很功利，就是希望有些人能进入大学，以后可以做公务员、医生等职业，其他人就早点去做工人，做别的行业。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没有好好接受公民教育，尤其是对现代史我们很多都没有太理解。
新京报：这样的教育导致后来你们这一代人的失误？
陈冠中：这个教育有个好处，就是把我们这代人变得很容易受训练。我后来走了很多地方，知道有些国家的人民，比如说训练他做电子、手机组装工人，有些人不想学，因为很枯燥。但我们就很容易训练。到我自己大学毕业，就是1974年，香港经济已经相当好了。比我早一届的香港大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生，就是1973年毕业那一年，有三十几个人，给一家美国银行请去了，以前是没有的事情。我们毕业的那几年，大量外企进来。香港经济起飞需要很多人，大家都马上找到非常好的工作。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你们这一代运气很好？
陈冠中：是的，但这是后来才理解的，原来以为是应该的。我们周边同一代的台湾人和内地人，那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因为香港在1949年后属于所谓美国带动的市场经济的世界，里面有个工业的分工。第一波分工，是把美国移到日本的轻工业转到香港来，香港分到了这一个小块，大家虽然很辛苦，但是生活水平提高，就业得到保障。当我们出来的时候，香港又开始转型到一个金融服务类的城市了。
新京报：很多人谈论香港精神，认为是一种奋斗、拼搏、勤劳的精神。
陈冠中：对。所以整天捧自己，也就是这一代人，但我们其实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虽然我们成功有点幸运，我们自己不太自觉，但是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是教育的问题吗？
陈冠中：对，工具性特别强。所以对非工具性的事情，特别没兴趣。比如说，各种政治理想啊，或要付出但是没什么回报的东西啊，都会比较没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