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77年（前身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成立于1967年），一向以“弘扬中西文化，传播古今知识”为宗旨，迄今已出版了逾1300种书籍，其中大多数为学术著作，这在极度商业化的香港真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很自然，对甘琦的专访也是从表达敬意开始的。
“我们希望有更多读者能到金字塔的顶端和我们会合”
晶报：极度商业化的香港却出了家专出学术书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下简称中大社），真蛮有象征意义的。
甘琦：其实中大社当年就是由一批兼通中西的前辈创立的，内地读者熟知的宋淇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它的创社理念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理念是一致的。当时世界处于“冷战”的大背景下，香港处于殖民地的小背景下，因此，在香港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独特地方，存续和传播中国文化、使之与世界文化融通互动，成就了中大社的特殊使命。何炳棣先生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就是1969年由中大社首版，他的英文著作《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也由中大社1975年出版，这两本书加上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内部我们称为“中国文明三书”，堪称为中大社定调子的书，这个调子，就是张广直先生所强调的超越“专业”的“通业”，就是把中国文明置诸世界历史文明中的比较视野。也因此，中大社一开始就是一家中、英双语出版社，向中、英文学术界开放，所以作者群荟萃了李约瑟、钱穆、钱存训、狄百瑞、刘殿爵、饶宗颐、王尔敏、胡秀英、许倬云、王赓武、安乐哲等中西大家。
晶报：中大社是一个大学出版社，我想知道，一个大学出版社和非大学出版社有什么区别？
甘琦：一个大学出版社的立身之本是知识创新，其次才是知识普及。先说知识创新，顾名思义，肯定是要做原创的东西，新东西，一个大学出版社要是只出重印的书，是无法想象的。接下来，将具有创新性的知识进行普及性的传播，是大学出版社的第二使命。
晶报：中大社在保证知识创新上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制度作为保障？
甘琦：中大社沿用的是西式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程序，就是匿名评审加学术委员会制度。所谓匿名评审，就是先请相关领域的至少两位专家对书稿进行匿名评议，匿名是双向的，专家不知道作者是谁，作者不知道专家是谁，以避免学术外因素介入，保证评审的客观性。
在选择匿名评审人上，出版社是慎重和讲究的，既要使书稿得到专业判断，又要避免门派偏见，这一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和相应的数据库。等收到两位匿名评审人的意见后，接下来就会启动学术委员会这个环节。学术委员会主要是考察评审人选择的合理性、评审报告及编辑部建议的价值，并做出出版决策。遇到有争议的书稿，会引入第三方评议，或请学术顾问委员会仲裁，学术顾问委员会包括金耀基先生这样的大学者。
晶报：匿名评审加学术委员会可以保证书在内容上的价值，那对于一本书的商业价值中大社是如何考量的？
甘琦：我们会尽量把市场因素压缩到最低，当然，我们也有一定的出版压力，需要在选题上进行适当平衡。大学每年对我们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并不要求我们赚多少钱，只希望我们出好书，这样的老板，如今就算在世界范围内也少有。当然大学也不会一味支持，因为它认为不会经营的出版社必然缺乏活力，所以出版社处在这个平衡点上，要靠经营获得发展空间。要发展，就得自己给自己压力。我们知道中大社的书在香港读者眼里，就是阳春白雪，就是那些放在金字塔顶端的书，我们认为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读者能到金字塔的顶端和我们会合。目前来看，中大社在香港卖得最好的书，还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书，香港选题和日本选题的书也卖得不错。但总的来说，我们是一家内容主导，编辑独立的出版社，不会因为市场部说“这书卖不出去”，我们就不出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大学出版社，我们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