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文学奖是华人世界里面很荒谬的产物，你仔细想一下，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学奖是一篇小说在比赛，一篇散文在比赛？而台湾的年轻作家全部以这个体系出现，好处是奖金蛮高的。
《复眼人》 作者：吴明益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3年3月
关于自然写作
我是从文学出发的自然写作者
新京报：你之前的作品以自然书写为主，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写作”？
吴明益：在台湾一般用自然书写，或者自然写作这样的翻译，大陆一般喜欢用“生态文学”这样的词，用词上不一样而已。台湾发展的时间较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如果对比的话，大陆大概是在2000年之后出现这种类型的写作，而台湾三四十年来一直有一些发展，类型也比较多，但人数不多。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比较有门槛的写作方式，要有一些知识性的内容。
新京报：台湾的自然写作，除了你，我还知道刘克襄。
吴明益：说起来很多，但这些人你不一定听过，比如廖鸿基，是写海洋的；台湾的原住民作家夏曼蓝波安，是写海洋的；还有一些女作家，比如凌拂，是写植物的。如果要列，这个名单很长。
新京报：你是怎样开始自然写作的？
吴明益：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这样的写作。我第一本书写的是小说，1997年出版的。从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生态旅游比较频繁地出现，但生态旅游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的市场上要有大众可以看得懂的自然图鉴。比如你要看蝴蝶，一定要有一个蝴蝶图鉴，你要赏鸟，就要有鸟的图鉴。这需要出版界的配合。你可以看到，大概90年代之后这个东西建立起来，写的也多了。
新京报：你的写作感觉文学性比较强一些。
吴明益：因为我是从文学出发的。如果看全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你可以看到两大类作家，一类作家本来是文学作家，但他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比如美国作家梭罗；还有另外一类，原来就是科学家，但他们文笔很好，他们可以写一些大众可以看得懂的东西，像法布尔。而台湾在1980年之后，大部分都是从文学家跨过去，很少从科学家跨过来，这两年从科学界跨过来的变多了。这和教育的分流很有关系。
关于《复眼人》
我在写人和人之间的微妙情感
新京报：我在街头看见很多反核活动，国光石化要在彰化建设一个化工厂，也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台湾的环保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吴明益：资本主义化就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压迫。当你有钱之后，发现这些东西失去太可惜了，在你没有钱的时候不觉得可惜。台湾已经经历了一段有钱的阶段，虽然现在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不过我们经历过一段有钱的阶段，现在大家回头看生活品质的问题。
新京报：《复眼人》出版之后，有没有引起关于台湾生态的讨论？
吴明益：这本书在台湾回响很大，但我不太看读者的讨论，那会影响你写书的信念。这些讨论，大致上是谈写作手法以及里面的生态意识。因为里面有很多小事件，可能外地的读者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但台湾本地人知道，他们会指出来这是哪一个县，写的是哪一个环境运动的案子，他们看得出来，但小说不一定要这样。
我的目的是，有一天这个小说其他国家的人看到，到底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就不重要了。小说必须要独立成为一个世界才行，不能依靠真实的世界活着。
新京报：《复眼人》的主题和隐喻，是否可以说得具体一点？
吴明益：有人说是环保小说，国外有人说是科幻小说。美国有一位记者很有意思，他说这是气候变迁的小说。对一个写作的人，这些都是无妨的。
《复眼人》里面有很纯粹的文学意味。把那些环境问题都略过不看，我认为好的读者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即使不谈环境问题，它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不能为自己的一部小说说什么，主要看读者怎么解读它。一部小说读者有办法解读出更多层的意义，对我来说，对作者来说，就是更大的成功。
新京报：在我看来它就是环保题材的小说。
吴明益：在台湾，90年代自然写作就抛弃了“环保”这个词，因为它非常地人类中心主义，好像人类有能力去保护环境，其实没有。人类怎么有能力保护环境呢？你看到整个世界的趋势，你想要让北极的冰层融慢一点都不行。自然环境变化就是无意志地不断在进行，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常常有一些人会说，是自然界保护我们，包括《复眼人》这本小说，会很想去谈这种自然无意志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