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胡鞍钢:中国的制度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和提升
编者按：2013年8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制度书系出版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的多位著名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纵论中国制度书系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中国制度书系是胡鞍钢教授和王绍光教授领衔创作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胡鞍钢著）、《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王绍光、樊鹏著）、《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鄢一龙著）等三部著作，还包括即将出版的《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王绍光、胡鞍钢、樊鹏著）一书。
本文系胡鞍钢教授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转载发布。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封面
胡鞍钢：在昨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论坛上，我就讲了一个核心观点：中国的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提升并且有效地“走出去”。千万别让中国的创新由外国人来总结，然后我们去学习外国人，再去总结中国创新。
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2003年，约翰·桑顿(John Thornto)教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设了“全球领导力”课程，旨在培养中国青年一代深入了解今日中国迅速变化的国际地位，培养他们的全球视野。桑顿教授邀请我讲授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在这个课程上以“知识与发展——21世纪中国新的追赶战略”，即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说明知识、技术对于一个国家和企业的重要性，从宏观上描述了利用知识带动经济发展作为中国新的追赶战略的重大意义。而后大家都知道，他的助手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K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了著名“北京共识”，在这个共识中专门介绍了我的“绿猫论”等观点。“北京共识”出来以后，我们中国学者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是将该文翻译分两期《国情报告》送领导同志参阅，接着我以《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为题写了《国情报告》，介绍中国不同时期的追赶战略，总结中国之路的特点和经验也就是说中国道路要比“北京共识”更贴近中国实际。而后黄平、崔之元和我等人出版了《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黄平的文章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前言)。由此国内学术界才开始争论“北京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