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始于两次鸦片战争，由外敌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冲击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解体，中国出现了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局面，传统士大夫阶层在这一历程中逐渐转型和瓦解。
传统解体：科举制被废除 士大夫丧失生存土壤
知识分子一词并不是中国固有的词汇，知识分子也不是中国的传统阶层。传统中国各阶层中最与知识分子概念接近的群体是“士”，但“士”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传统中国的“士”是四民之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享有巨大权力，政治上，“士”是社会的领导阶层，整个官僚系统由他们掌握；在文化上，“士”享有对道统的解释权，对上可以劝谏帝王，对下可以教化万民。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处于绝对重心地位。
决定士大夫中心地位的关键在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以前，士大夫阶层一般指社会上的名士，并不单单是指士人与官僚的结合体，此时“士”阶层也不完全处于中心地位，这种改变发生在隋唐科举制的兴起后。隋炀帝创立的科举制为中国的读书人和下层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尽管最初科举取士的数量并不多，但冲击却足够大：社会出现了上下流通的可能，贫富之间再无定势。进入宋代后，科举制度进一步严密完善，一个在政治地位、整体面貌以及文化观念上有别于宋之前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崛起，他们逐渐占据社会的重心地位。有宋一代，皇帝不杀文臣，士大夫地位十分高贵。
科举制实行以后，中国传统的选官制度逐渐被改变，唐宋时期，凭借祖辈当官的恩荫制度犹存，但到了明代，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不得授官，同时，大范围扩大科举录取人数，这导致世袭当官的制度被挡死，由此进一步加深了经由科举当官的读书人的地位，逐渐居于社会重心的地位。这种传统也被清朝所承袭，尽管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因为改朝换代有所下降，但并未一落千丈。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闭的国门被外力强行打开，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转变，古老的中国进入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遭受到欧风美雨的侵袭，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地位也开始发生转变，部分士大夫或他们的子女走出国门学习新知识，但对这个阶层造成致命打击的事件还是1905年清王朝废除科举。
废除科举在当时是中外叫好的政策，但实际上，废除科举直接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科举制度被废除，直接导致读书人失去了上升孔道，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士大夫阶层的社会重心地位丧失。废科举制首先导致了“士”阶层与政治权力的疏远，“士”与士绅集团失去了政治上的先天优势，逐渐边缘化乃至消失。
其次，士大夫阶层丧失了对“道统”的解释权，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成了传统文化无法解释的现实困境，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不再能直接面对皇帝，他们对于儒家意识形态的解释也不再权威，对“道统”的解释丧失造成士大夫失去了文化上的优势地位。
最后，士大夫通过科举制度获得的经济地位也消失了。在传统中国，做官往往意味着发财，科举制度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通过科举发家致富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官员在告老还乡后会取得土地与财富，由此成为一个地方的士绅，他们在地方上不但有文化的解释权，还有经济的发言权，这也造成了他们的强势地位。但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读书人不再能通过科举当官获得相应的经济权力，经济优势地位的丧失也瓦解这一群体对皇权国家的向心力。
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的农村经济率先破产，加之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士大夫生存的土壤消失，乡村精英逐渐向城市转移，传统士大夫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观念重建：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向现代观念转变
中国的国门打开后，西方的思想观念也开始进入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和吸收西方的价值理念，从而使自身的文化背景发生转变，这些转变的士大夫成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雏形，他们率先向中国传播诸如进化论、自由、平等的西方理念，希望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并且重新获得对“道统”的解释权。
鸦片战争以后，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人物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西潮的冲击下，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推进道德和价值理念的重构：谭嗣同率先主张冲破“三纲五常”的罗网，随后诸如梁启超、严复更进一步引进西方思潮。严复翻译西方经典著作，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梁启超也提出“新民说”。以他们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中国纷纷宣传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邹容更是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以“天赋人权”为指导宣传反清革命。
通过这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的宣传和鼓动，西方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伦理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掀起了一定影响，但这并未能实现他们打造“新民”，重建一个“新中国”的理想。
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政治理论，从而重新取得对“道统”的解释权，但由于科举制被废除，他们失去了与权力的密切关系，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十分微弱，在下也并未能影响到中国的人数最多的下层民众。
事实上，这批知识分子的转型并不彻底，他们依然受到传统儒学理论的影响，身上还保留着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精神。他们宣传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其目的是为了重新构建对“道统”的解释权，实现富民强国的目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远赴国外，但他并未变成清王朝的死对头，反而因“知遇之恩”变成彻底的保皇派。严复尽管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但早在他翻译《天演论》时，就认为中国文化中含有近代科学的萌芽形式，他并不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以严复为代表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其实一直徘徊在新旧理念之间，现代观念并不是他们的终极选择，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仍然抱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