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著名的历史学者、红学家)：辛亥革命从终结帝制来讲是巨大的成功
杨先生提到他的重版和过去版本有一个变化，一个是提到加了第一版漏了的东西，还有提到把他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一篇小文章拿过来作为重版序，这篇文章建议大家好好读一下。他还忘了说一条，一个非常不起眼，但极其重要的改动，这就是他把副标题改了，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帝制的终结》，初版的副标题是“简明辛亥革命史”，而现在的题目是“辛亥把权力关进牢笼的有益尝试”，这个副标题改的意味深长，画龙点睛，他把这本书的深层次的思想价值揭示出来了。
杨天石这本《帝制的终结》内容非常丰富，在这本书里特别谈到了清朝灭亡前清廷干了几件极其愚蠢的事情。刚才雷先生讲到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包括黄花岗起义，当时我们读小学的时候都知道黄花岗72烈士。我们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和梁启超为主的立宪派有什么不同？梁启超为主的立宪派是想做一个笼子把清朝的皇权稍微加以限制，说老实话这个笼子，皇上、满清贵族住进去还是很舒服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笼子，他们也不接受，他们也不让自己的权力受任何的束缚。因此1908年，我觉得这个年代还没有被所有的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更不用说普通学者所重视，我认为1908年前是辛亥革命前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情是清廷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就是否定任何宪法笼子对我权力的一切限制。正是由于《钦定宪法大纲》使所有的立宪派认识到这个清廷是没救了。立宪派和革命派不同就在这里，革命派是压根儿我就不给你做一个笼子，我把你扫地出门，我们重新做一个新的笼子关一个新的权力；而立宪派对清廷抱有幻想和希望，立宪派当时在中国的市场和影响力要大大大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这就是为什么革命派多次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革命派的力量和清廷的力量相差的不是一两个量级，根本是不可相比的。
而恰恰是由于1908年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这一愚蠢之举把所有原来对它抱有希望，希望它能够自己做一点让步，给人民一点自由、给人民一点权力，换句话说希望你自己改革，而清廷的这个《钦定宪法大纲》使所有这些人都失去了希望，因此，他们都跟革命派走向了不同程度的联合。换句话说，清廷是把原来自己的同盟军和支持者都推向了敌对方面，它为自己培养了大量的掘墓人。因此，我们想一想武昌起义总共才有多少军队，杨天石的书里写得很清楚，总共有3000多人支持革命，可是为什么武昌枪响全国八方响应，清廷很快就垮台？问题就在于清朝政府本来有机会保留自己一部分权力，让自己的结局比较好一点，他失去了挽救自己最后的机会，而这个失去不是别人强迫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愚蠢所造成的。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个问题，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人，更不用说我们的官方教科书都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孙中山自己就承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长期以来这是我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所造成的一种偏见，在成功和失败之间它还有一个很广大的空间。有比较成功、完全成功、有点成功、既不成功也没失败、小失败、大失败、惨败、完全失败，有一个极大的空间。辛亥革命从终结帝制来讲是巨大的成功，杨天石在《帝制的终结》里给予高度评价，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对于孙中山大总统的职位让出去等等，杨天石都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谈到的《临时约法》讲的非常好。辛亥革命终结帝制以后做了很多事情，虽然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没有几天，但他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临时约法》，因为《临时约法》具有宪法意义，《临时约法》就是一个笼子，就是一个为了使那些想做皇帝，拼命让自己正式成为皇帝或者名义上成为皇帝的人有所限制，因此，袁世凯要称帝必定要反对《临时约法》，他必定要废除《临时约法》，而革命党人有了《临时约法》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就站在了法律的制高点。《临时约法》是后来革命者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思想的精神资源，我觉得这一点过去我们估计的也不够。杨天石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好的阐述。
他这次特意把三个梦那篇小文章作为重版的序意味深长。的确，中国梦是由来已久，习近平主席最近一次讲话里也讲到了，中国梦三十年，还有鸦片战争以后一百七十多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百七十多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很大意义上就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在宪法问题上丝毫不让步，袁世凯称帝之所以失败，辛亥革命者的聪明就在于孙中山让出去的是一个大总统的职位，但是他为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做了一个笼子，所以，我们在辛亥革命的问题上要更加重视这两个宪法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