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社科院近代史所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追求的东西还没有完结
雷颐：这些年我不断到香港、台湾、到外国，我感觉硬件差别越来越小，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新一代如果你们到香港去不会有我那种感觉。这种差别，这种硬件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但真正要在你生活里，你觉得制度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根本也就是说，物质的变化实际上相对容易一些，软件的变化，也就是制度的变化更难，也就是杨先生这本书里写到，他刚才自己也讲到三个梦，说这三个梦真正要实现还很远，而这三个梦，除了第一个强国梦和物质有关，后面两个更多是和制度有关。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我到书店的第一个感觉，制度的变化是更困难的事情。
杨先生是我的老师辈，我们很熟悉，他做辛亥革命的研究几十年了，他是扎扎实实看材料，天天读材料史料，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他对史料进行研究得出的。我和吴思先生也很熟，我们最近经常见面，上个礼拜天我们在一起，昨天和今天都在一起。上个星期天他问我，我对这本书做主持，我对这块是外行，我对杨先生也不是很熟悉，但我读了以后觉得这个老先生怎么对现代转型理论这么熟，是不是他跟上潮流，读了很多转型理论方面的书呢？我说我太了解杨先生了，他一本恐怕都没有读过，但是他就是从史料中得出自己的观点，而自己的观点自然而然符合了现代转型理论，他得出的观点绝不牵强附会，绝不是有一个理论，我拿材料去套理论，这是史学研究经常犯的毛病和方法，就是一些关注理论的总喜欢拿材料来适合理论的框架，觉得有些史料和理论框架不适合，宁愿不用材料。而杨先生是从史料出发，他没有一个鲜艳的理论框架，他是从材料得出的结论恰恰就符合了刚才吴思介绍的三种转型理论。我们讲传统史学要有史实史德，所谓的史德就是注重材料不要歪曲；所谓的史实就是有一定的借鉴，我觉得他这本书恰恰在这两方面是很难得的，也是吴思的这种感觉，他是一种堂堂正正的。他的书里又谈到他对辛亥革命的一些新的看法，而他的这种看法都是言之有据，都是有材料来证明的，或许有人会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你也必须拿材料来反驳他。而他每一种自己的新观点，不是说为了反对而反对，或者为了刻意求新很大胆的去下一个结论，而杨先生是非常注重材料，根据材料得出自己的新观点，不是说我为了反对很多传统观点而刻意的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杨先生做学问的特点。
实际上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也研究过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叙事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从辛亥革命发生以来，可以说1949年以前国民党称孙中山为国父，它一直觉得我是正统，其他的党尤其是共产党就是非政府，你反对我就是叛逆。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也要一直尊崇辛亥革命，就说是你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我是辛亥革命真正的继承人，这是我的合法性和法统之一，这是双方一直在争的。共产党另外一个革命的叙述，它把自己的革命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他从革命话语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历史合法性，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对辛亥革命也是肯定的。
1949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务院”在台湾一直强调辛亥革命，其中有一个反台独的意义。另外还要和大陆争政权的正统性。大陆这边也逢“十”就要纪念辛亥革命，每逢“十”就要开具有全国意义的纪念大会。两个意义，一个是表明我是正统的；二是具有统战意义，对台湾、对海外华人有统战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革命的基础上，来反对革命有不同看法的另外一种观点。在前年一百周年时，台湾高调纪念一百周年，这边也高调纪念，双方又有契合，又有某种不同。大陆对台湾马英九高调纪念一百周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你纪念意味着你承认你的政治的合法性、你的根是在大陆，这是一个中国，这证明台湾还是要强调一个中国，这可以说是大陆非常高兴的；但另一方面，因为台湾用的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这又是大陆难以承认的。我们说中华民国，大陆说1949年中华民国就没了，所以不能说建国一百周年。当时我们到海外参加一些会，那些会是中华民国一百周年，这边不承认，说要改名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陆学者才能去参会。
我特别注意了当时总书记胡锦涛的讲话，他说辛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复兴中华，而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复兴了中华，中国共产党人是辛亥革命真正的继承人。所以，这段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事件如果和现实没关系，它是一个纯书斋研究的对象，辛亥革命各种力量不同观点，都还在强调辛亥革命；或者另外一种否定革命的就从辛亥革命过激来否定，辛亥革命这一事件没有成为历史，也是杨先生刚才说这本书的意义，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在研究，都在争夺话语权，都在从中引发各种经验、教训、包括我研究辛亥革命，我到各地演讲很多人就在问，你说中国现在处在什么阶段？中国人会走哪条路？是革命、立宪还是改良？无论是专业还是不是这个专业的，自然而然读到辛亥革命就把它和现实紧密连接起来。我读到法国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是研究法国革命的权威，他认为法国革命直到二战之后，1789年的法国革命直到二战结束以后逐渐的所有法国人都承认大革命的价值，法国革命才成为了一个纯书斋学者研究的对象，他说在那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大革命的儿子，或者承认它或者反对它，你都不得不提到它。所以，我觉得中国一百多年来辛亥革命到现在还引起人们或者赞同、或者反对，就说明它还没有完结，它追求的东西、它想建立的那个还远远没有完结。
刚才杨先生谈到他认为辛亥革命是平民知识分子领导的，孙中山始终是最早的领导革命者，但我自己研究中得出一个结论，决定辛亥革命成败的事实上恰恰是那一批中国的士绅，他们的态度变了，革命就能成功；当他们的态度没有转变前，孙中山领导了很多次起义，包括1911年3月的黄花岗起义都失败了，就是因为这些士绅商人没有最后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我的研究侧重于商人的态度是怎么变的？他们这些士绅开始是坚决反对孙中山，坚决支持清王朝，怎样在十几年的过程中变成了到最后的时刻决定我们要和孙中山在一起，要抛弃清王朝，这一点我觉得是决定清王朝存亡的最重要一点。所以，辛亥革命直到现在还可以说没有完结，辛亥革命这个历史，因为大家一直在研究它，甚至充满了某种感情的色彩在研究它。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说的话，他说法国大革命从二战以后才结束，恰恰现在中国人研究法国大革命是充满感情的在谈法国革命，法国人已经不再谈了，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这么热，大家在反复讨论，还是和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密切的对话关系，一个法国人已经认为是过去的事，在中国依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今后的路在哪里？大家都要通过方方面面，去通过历史寻找自己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