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西蒙与维拉》 李笠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李笠，诗人，翻译家。1961年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系。1988年秋移居瑞典。1988至1992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瑞典现代文学。1989年出版用瑞典文写的诗集《水中的目光》，以后又发表《源》（2007年）等六部诗集，并荣获多种诗歌奖 。此外，他翻译了大量北欧诗歌以及中国诗人的诗作，其中有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托马斯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全集。他拍摄的短片有五部先后在瑞典电视台播出。
人见人羡，李笠的一双混血儿女——西蒙与维拉。
【前言】
这本书的照片是我十二年父亲生涯的结晶。照片上的主人翁：西蒙和维拉，是兄妹。母亲是瑞典人，父亲是中国人，。照片纪录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也是更重要的——他们的内心世界。
摄影是捕捉瞬间的艺术 。这里的作品遵循了这一审美理念，即：捕获瞬息，让瞬息揭示永恒与真相。它们不是观念先行的产品，而是自然状态中所呈现的某种含有深意的东西，一种“池塘生春草”的境界。照片上的神情被目光常常忽略的瞬息锁定， 就像一只蹁跹的彩蝶被钉在板上，你可以清晰目睹它的形状，花纹，色彩。这些瞬息无法重复，也无法复制。原因很简单：孩子在长大，在变，一如宇宙间的万物。
《礁石上的花朵》。（李笠 摄）
一幅摄影作品应该像好诗一样让人回味，平易中显现险绝，就像一个形似天使的少女，突然伸出舌苔，做鬼脸，尖叫，让你吃惊，让你重新打量事物。
此书由两部分组成：照片与诗歌。如果照片呈现的是瞬息表象，那么诗歌则试图揭示表象背后那些超越时空的永恒的东西。和照片一样，这些诗记录了一个父亲和自己孩子在一起的经历，东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和思想。而这，正是此书问世的理由：做生活的见证者。
【访谈】我是哭声的父亲
看招！（李笠 摄）
西娃：《西蒙与维拉》是一份昂贵的礼物，如果摄影师，诗人，父亲这几种身份你不同时具备，这本书就不可能存在。为出这本书你是否准备了很多年？
李笠：不是准备，而应该说是结果。当时并没有想到出书，出书的念头是半年前几个朋友的催促才产生的。
西娃：书里的两个主人翁是你的孩子西蒙与维拉，在他们10年的成长过程中，你拍摄了上千张照片，有许多让专业摄影师都为之拍案叫绝的作品。
李笠：我当时的拍摄纯粹是为了纪录孩子的成长。我是诗人，在拍摄过程中自然以诗人的眼光在捕捉。现在孩子长大了，突然有种他们很快将离我而去的感觉，于是想做一本书，送给孩子；书中的摄影作品是精选出来的，但觉得光是照片有些单调，难以呈现更深的内涵。于是我把带孩子过程写的一些诗放了进去，让它们打开一个更广阔更深远的时空。
西娃：西蒙和维拉——你的这对漂亮混血儿儿女，让人赞叹和羡慕，也让人想到一些美好的事情：比如你和你夫人的爱情故事，可以谈谈你们的爱情故事么？
李 笠：呵呵……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1999年8月我夫人从布鲁塞尔回瑞典度假，那年5月我出了本诗集。当时我和一个伊朗女人坐在广场上喝咖啡。一个女人迎面走来，我有一种见到鬼魂的感觉。她长的比较瘦，气质很好。我打量了她一眼，继续和伊朗女人说话，几秒钟后听到一个声音：嗨，你是李笠吗？我说是。我一看，原来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人。她说刚买了我一本诗集，能不能给她签个名。那还用说！这季节大家都晒太阳去了，有谁还读诗？我一阵感动。签名的一瞬想有她的电话就好了，但你是一个作家啊，见面就问人家要电话也太可笑了。 第二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去一个酒吧，看见她跟朋友在那里跳舞，后来好像是她邀请我跳了一个舞，跳完舞我们互相留了个电话，过了大约七八天，她给我打电话请我去她家喝茶。我当时想：这个女人太自信了，从来没有那个年轻的瑞典女人第一次见面就请我就到家里去的。我如期赴约。我们的爱情就这样开始了。后来才知道，她回瑞典度假时，她看到我的书就买了，坐在地铁上看诗而误了一站，她下站的地方刚好是我坐着喝咖啡的地方，更蹊跷的是：也就是10年前我刚到瑞典时，我参加了一个晚会。晚会上很多女孩，但跟我说话只有她一人，她问了我一些问题，我话只说了一半，她就被一个小伙子拽走了。
今生是兄妹。（李笠 摄）
西娃：她可能有中国情结吧？
李笠：可能。她在16岁时， 写过一篇题为《长征》的论文，论文的封面上歪歪斜斜地写着“长征”两个巨大的汉字。
西娃：你的摄影作品，一律采用黑白两色，你使用它们，有没有特别的寓意？
李笠：我想表达一种单纯的感觉，像雪天的自然。黑白过滤掉了很多不必要的色彩，给人以一种直接，庄重，深邃的感觉。当然，我喜欢简约。我的诗歌语言也如此。直接，简约，硬朗，像北欧的大自然。
西娃：你的摄影作品视角很独特，既生动自然，又充满艺术气息，有冲击力，它们都是抓拍的吗？
李笠：是的，都是抓拍的。这些突然定格的瞬息，都与我的精神有关，它们在我的潜意识里。比如这张：西蒙和维拉坐在旅馆的地板上，维拉赤裸着，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窗对面是一栋粗暴的水泥大楼……
西娃：这张摄影作品像一首好诗，它激发人的情绪，令人陷入一种不可说的状态，你这类的摄影作品很多，请就这张作品分析一下你摄影的动机。
李笠：很难说动机。这些都是突然发生的。但就像你说的，很多作品看起来是无意识的抓拍，但它们确实潜藏着敏锐的意识。摄影作品是一种看的方法，你关注的东西也就是引起你共鸣或是你想表达的东西。这张作品摄于广州，我去领一个奖，西蒙和维拉也跟着去了，我们住在一个普普通通的酒店里。早晨我拍下了这一幕：幼小的生 命，鸽子笼一样的房间，冰冷的水泥墙。照片说：看，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人一醒就面临墙的压迫，无论你面对还是背对。这种景象，全世界到处都有。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眼光去解读它，就像一首好诗打开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西娃：看你的摄影作品像看你的诗歌一样，里面有很多同质的东西。
李笠：我的摄影作品基本是我用生活场景写的诗歌，它是一个特殊的瞬间，你会在那里发现多种元素的戏剧性的互动，比如人与环境，从而产生所谓的诗意。
西娃：你是否老带着相机，随时准备拍摄？
李笠：没有。但出外旅行或郊游我一般都带着相机。
西娃：从书中的摄影作品看，地理范围很大。你们是通过在世界不同地方行走给西蒙和维拉某种教育吗？
李 笠：说起教育，瑞典人不像中国人这样目的性很强，一般家长很随孩子的性情，做事不那么刻意，所以比较轻松自然。我们带着孩子走过不少国家。多走些地方，对孩子的身心有好处。
西娃：你的摄影作品大都传送出一股忧郁的气质与美，多种只可意会的东西在美的下面跌宕起伏，特别是维拉的眼神，作为父亲你担心吗？
李笠：担心也没用。忧郁是可以遗传的，我个人从骨质里都是忧郁的，维拉可能遗传了我的这部分。
西娃：你是诗人和中国男人，这两种身份是不是经常打架，你是怎样与这两种不同的身份相处的？
李笠：这两种身份经常打架。一种炼狱般的生活。但好在瑞典社会男女平等已渗透每个人的细胞。男人带孩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作为自由的象征物——诗人，整天做保姆不免会让人“拔剑四顾心茫然”。
西娃：带孩子很疲惫。孩子只是世俗生活的部分，它占用你这么多的时间，你有没有苦恼过？
李笠：有。有时会觉得诗歌更重要，我甚至产生过离家出走的念头。有一次大年三十我给国内几个诗人打电话。他们正在外面花天酒地，而我抱着刚哭完入睡的维拉，外面下着大雪，我已经五六天没出家门了，在家吃着隔夜饭。一种凄然的感觉油然而生。而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学会安慰自己。
西娃：安慰？怎么安慰？
李笠：在带孩子期间，我写了一本诗集，是关于我母亲的，叫《源》。孩子让我想到童年生活，孩子是镜子，让我看到想到很多事情，母亲的去世等等……这期间你会重新估价根和血缘关系。维拉跟我母亲的眼神特别像，给我带来很多回忆。假如我没带这两个孩子的话，可能这本书会写成另一个样子。
西娃：你写给孩子的这些诗，是我看到的你诗中最让我感动的诗，比如 “我抱着你/ 像白纸抱着黑字/你教我聆听哭声", "我紧搂着哭声。我是哭声的父亲” “你父亲没向人低过头/但我向你折腰：喂食，擦屎，喂食，擦屎……" "她不在。母亲的奶/不在。你添着/我的母指，舔着，睡去"等等，如果没有直接长期带孩子的经验，你不可能写出这些诗。
李笠：应该是。
西娃：带孩子那些细节那些过程，现在回忆起来是否已经是另一回事情了？
李笠：是这样。这就是时间的力量。那个时候天天就在哭声里，你闭上眼睛是哭声，睡觉的时候也是哭声，非常可怕。有些诗是现场记录，里边有忧伤，有一种父亲承担着他没法承担的东西的疼痛感。
西娃：长诗《启蒙时辰》，与你的摄影作品一样，里面有许多只有做过“专职父亲”才有的奇特经验。
李笠：是的，比如他睡在我身上，臭烘烘的，但弄醒他他就会哭，而我已经很怕他的哭声了，于是只好一动不动，让他压着，就像踩着个地雷。这种身心体验，本身就是一首诗。
西娃：如果把你带孩子10年时间，喻为修行，除了西蒙和维拉的成长，你的这些摄影作品和诗歌作品，能不能说是结于你体内的“舍利”？
李笠：未尝不可以这么说。它是仅仅在我身上才能长出来的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