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顽主黄苗子》 张燕君 著 定价：38.00元 人民日报出版社
【精彩书摘】第四章 山城姻缘
黄苗子在重庆一呆就是八年。1941年，吴铁成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黄苗子也随之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办公室总干事；不久，他受到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俞鸿钧的赏识，被邀请担任俞鸿钧办公室的荐任秘书；1944年11月，俞鸿钧接替孔祥熙升任财政部部长,来年四月苗子也随之升任财政部简任秘书。
俞鸿钧与吴铁城的关系也十分密切。1937年前，吴铁成任上海市市长时，俞鸿钧是市政府秘书长；吴铁成调任广东省主席后，俞鸿钧曾先后出任上海市代理市长、市长。黄苗子能够得到俞鸿钧的赏识，可以说亦非偶然。在秘书系统，只有国民政府和五院各部及省政府各厅的秘书长为简任，秘书科长为荐任，其他秘书人员均为委任。“简任”即“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简择任命”之意。在国民政府中，行政官员被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等，简任的对象主要是各部次长、各委员会副委员长、各省政府主席、厅长以及各直辖市长、局长等。只有曾任或现任最高级荐任文官三年以上者，才有资格成为简任官。
战时前方虽然吃紧，作为“陪都”的后方却依旧歌舞升平。“白玫瑰”是闹市区有名的咖啡店，以后为方便“盟军”，又特意增设了舞场；比较知名的饭馆如姑姑筵（总店在成都）、九华源、大三元、凯歌归，生意也是一家比一家兴隆。虽然处在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在苗子内心深处，对大后方的腐朽生活却是相当抵制的；钻研艺术，让看不惯官场生活的苗子得到了某种安慰。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不少书，并且开始在叶灵凤的指导下学习写散文。叶灵凤对他说：“写散文并不神秘，你看到的、感觉到的，用你自己觉得最恰当那句话说出来——写文章就是在纸上说话。”
因为长年从事秘书工作，苗子早在不觉间练就了一笔好字。在重庆，苗子结识了几位书法家朋友：沈尹默、潘伯鹰、曾克耑。这三人交往甚密，常在一起吟诗写字。沈尹默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他早期爱做新体诗，二十五岁那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对他说：“昨天我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这番批评弄得沈尹默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仔细研读了《艺舟双楫》（包世臣著）等前人著作，并每日取一刀八尺纸，刻苦临摹汉碑。这样坚持了两三年，又转而临摹六朝碑版，兼带晋唐两宋元明名家精品，直到俗气消尽，风骨挺立，才开始研习行草。沈尹默告诉黄苗子：“作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前贤法则；二、时代精神；三、个人特性，三者缺一不可。”在接受陈独秀批评七年后，沈尹默受蔡元培委任，开始在北京大学主持书法研究会。沈尹默的治学精神和卓越成就，一直被苗子引为楷模；在三位书法家中，苗子最为佩服的也是沈尹默。
在这些朋友中，曾克耑偏好褚遂良。受曾克耑的影响，黄苗子也花了三年的时间研写褚遂良，从《圣教序》开始，然后是《阴符经》。
郁风仍在香港忙碌着。她参与组织香港漫画俱乐部，为高尔基绘制纪念像，为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奠基人戴爱莲（叶浅予的第二任妻子）、吴晓邦等画速写……
此外，郁风也参与《星岛日报》的编辑工作。《星岛日报》由知名华侨胡文虎创办，和国民党关系密切。但在抗战的高潮阶段，不少共产党人也被吸纳进了《星岛日报》的编辑队伍，比如总编辑金仲华，编辑羊枣、邵宗汉、郁风。
1941年1月，国共两党再起冲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4日，驻扎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部队，约九千余人，奉命北上去日寇后方展开游击战争。在到达茂林一带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新四军中的三千多人壮烈牺牲，两千多人成功突围，其余全部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余部队发起进攻，这场事变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
“皖南事变”发生时，黄苗子的身份依然是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办公室总干事。此时，吴铁成除担任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一职外，还兼任着香港国民党总支部主任委员，因此，他许多时间都在香港，重庆的事情则由黄苗子负责联络。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海外部秘书长童行白（CC系）找到黄苗子，让他向香港发送密电，将国民党中央针对八路军办事处的五条计划汇报给吴铁成。
黄苗子随即面见了邓颖超。国共合作刚开始时，黄苗子作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成的随行秘书，曾经接过邓颖超去吴铁成的官邸。以后，在《救亡日报》的聚会中，在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里，黄苗子都曾见到过邓颖超。在黄苗子转述了国民党的五条计划后，邓颖超很诚恳地表示：“我们共产党对帮助过我们的人，是不会忘记的。”
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新华社记者的发言中，毛泽东列出了“日寇和亲日派”的十五条计划，其中包括了黄苗子提供的有关内容，如第七条：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第八条：封闭《新华日报》。
在香港，自从“皖南事变”发生后，金仲华他们对报纸倾向国民党的不满也与日俱增。他们坚持到6月1日，终于在《星岛日报》上联名发表了《告别读者》，宣布集体辞职。声明中说：
……我们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一切妥协、动摇、投机的倾向；我们坚持全国人民以及各抗日党派必须精诚团结，反对一切摩擦、分裂、破坏长城的企图；我们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和清明政治，反对一切专断、腐化、贪污的退步现象。……到今天为止，本报的销量始终蒸蒸日上，读者诸君对于本报的爱护，也始终喜爱如一，仅仅这一点就给予我们以无穷的安慰。
……
我们今后虽将转换工作的岗位，但我们努力的目标，仍是坚定不移的：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继续奋斗。
离开《星岛日报》后，郁风去了《华商报》编辑副刊“灯塔”。《华商报》是共产党的报纸，由夏衍、范长江、胡仲持等主办，总编是署名“乔木”的乔冠华。
时局仍在不断的变化中。12月8日，郁风打开收音机，英文广播中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已面临战争。日本飞机正在轰炸启德机场和停泊在港湾里的船只。我们的地面防御部队正向空中展开一张强大的火力网，相信至少有一架进袭的飞机已被击中。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正处在战争状态下……”
原来，日本人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并向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发动进攻：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了。
难怪一直隐隐听见九龙那边有炮声，很快炮声越来越清晰，目的地似乎就在港岛。郁风推开窗户一看，果然，在自己住地附近，一些高层建筑已经不同程度地被炮火损毁。她立即从跑马地的住处出发，经中环去了荷里活道的《华商报》，沿途的街景也是满目疮痍。
《华商报》在炮火射程内仍然坚持出版了四天，但香港的沦陷已成定局。12月12日，即报纸停刊的当天，夏衍向包括社长范长江，总编辑胡仲持在内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共驻香港代表廖承志的安排：所有人员立即搬家,并且改换姓名；每人领两个月工资，与指定对象保持单线联系，准备待机撤退。
这是个非常时期，一旦香港沦陷，郁风他们随时都可能遭遇日本兵的搜查、逮捕。在这样的环境中，等待撤退的日子显得格外漫长，郁风将自己化妆成教会人士，照旧独自上街。经历过广州沦陷，粤北迁徙，郁风对战争并不感到害怕，甚至还觉得有些刺激。
12月25日，港督终于向日军出示了白旗。下午三点左右，日本兵开始进城，五十来架日军飞机在香港上空盘旋了约莫半个钟头，宣告对这座城市的占领。香港大酒店挂出了一块白竹布，上面写着：兴亚机关；对面的洋行门口则挂上了“大日本军民政部”和“疏散归乡询问处”的招牌。焦虑在每个急欲离开的人的心中蔓延。不久，因为东江纵队一支抢救文化人的突击队和工委及时取得了联系，所有停留在港、与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因为身中流弹而牺牲的诗人林庚白除外）都陆续得以安全撤离。
新华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