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沙汀功不可没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是位创作经验丰富、文学修养深厚的老作家。他在成都读到了《红岩》的“征求意见本”后，受重庆市委邀请，专程从成都来到重庆长寿县长寿湖农场，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生活、研究了好几天。他对“征求意见本”给予热情的鼓励，然后指出小说写得过于沉闷和压抑。怎样理解市委书记说的“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这句话呢？他说，你们要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段生活，不要还像关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那样戴着手铐、脚镣写狱中的斗争。要打开眼界，从狱内到狱外，从城市到农村，要看看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大形势，不能只写狱中这个小圈圈、小天地，要从牢笼里跳出来。沙汀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感觉到，对罗广斌和杨益言来说，“中美合作所”这段狱中生活在他们头脑中印象太深刻了，烈士们留下的最后形象在他们心目中太神圣了，要想让他们从这真实的人物、事件、场景中挣脱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写小说不是写历史，小说家塑造出来的应该是经过作家长期酝酿、想象、虚构，最后从心灵深处跳出来的活生生的人物，对小说创作来说，没有想象和虚构就没有艺术。怎样使两位作者从真人真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站在时代的最高点，更大范围地吸收充实生活素材，从整体上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大胆想象、大胆创作呢？

　　沙汀向重庆市委建议，让两位作者到北京参观学习。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960年6月，两位作者来到了北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负责安排他们参观学习的日程和生活。

　　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罗、杨看到了1948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的总形势。他们仿佛看到了战火纷飞、规模空前、瞬息万变、节节胜利的解放战争全貌，特别是毛主席那些气势非凡的电报手稿，让他们读后异常兴奋和激动，受到极大的启发。他们边参观、边思索。王维玲常常看他们在自己的书稿上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辨认不出哪些是充实新增加的，哪些是要加工修改保留的。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参观学习，他们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王维玲回忆说，我们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一起讨论小说下一步的修改方案，明显感觉到他们终于从禁锢的圈圈里走出来了，他们的思想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改好小说有了充分的自信。他们开始对自己已经创作出的每个人物、每个故事，包括细节的运用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新的构思，他们开始考虑如何眉飞色舞地写黎明前发生在“中美合作所”里这场正义与邪恶的大搏斗。原来一稿和二稿里写了一个人，在地牢里挖开了一条通道，自己跑出来，触电网而死。新的设想是那个人变成许云峰，把为自己挖洞改为许云峰为难友挖洞，这么一改，再通过与华子良接头，就把白公馆地牢内外、狱内外的斗争连接了起来，许云峰就是在这个见不到一丝阳光、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与世隔绝的地牢之中，找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用自己的血肉双手，给战友们挖出了一条准备越狱突围时用的通道，在完成了这个重大使命，做出了这样的贡献之后，他迎着黎明的曙光，昂首大步，壮烈牺牲。许云峰挖出了通道，自己并没有从通道逃走，而是留给难友们使用，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当作家构思出这样的情节时，那种愉悦的心情是别人无法体验到的。

　　当王维玲听到这一构思时，情不自禁地击掌叫好！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现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情操的呢？

　　罗广斌、杨益言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红岩》的第四稿，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将清样送交社长、总编辑边春光终审。罗、杨则带着清样回到重庆，根据肖泽宽的指示送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市委党校、团市委等部门的同志审阅。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汇报。最后，罗、杨带着北京和重庆的意见去成都听取沙汀的意见。沙汀对这一稿很满意，他认为作品改好了，精神状态彻底翻身了，个别章节再加工一下，便可以出版了。这次，沙汀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与罗、杨二人交谈，一章一章地谈他读后的感受和意见，给了两位作者许多新的启发。

　　在《红岩》创作的几个关键时刻，沙汀都起到了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红色经典

　　虽然小说的第四稿受到好评，沙汀也说个别章节稍作加工就可以出版了。但罗广斌、杨益言在听了各方意见之后，觉得还需要再做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修改，没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他们再一次来到北京，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正值冬季，出版社还没有暖气，他们谢绝了公务员的服务，生火添煤、打扫卫生，一切都自己动手。责任编辑王维玲回忆说，如果说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照顾的话，就是考虑到他们习惯了吃米饭，在不超过定量的前提下，把米饭都调剂给他们，不让他们吃窝窝头。有时，夜深了，他们写累了，饿了，能在火炉上烤几片白薯吃，就很知足了。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更体现在工作上，杨益言说：“我们写得很苦，很累，很难啊！主观上想写出高水平，客观上常常力不从心。常常是第一遍写出来的东西不满意，可是第二遍写出来还不如第一遍。有时我们俩分头写同一个场面，可是写出来以后，两个人都不满意。于是便出现了畏难情绪，不敢写了，不敢改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王维玲就鼓励他们说，创作中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一点儿也不奇怪。你们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有了很大进步，眼下在一些关口上过不去，也是正常现象，几乎哪一位作家在创作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小说创作是一种韧性的劳动。这说明小说创作的艰难。你们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这本身就很难得，非常好！不能失去信心，要憋足这口气，爬过这道高坡！

　　在度过无数个苦恼不安的日夜之后，罗广斌和杨益言终于战胜了艰难困苦，完成了《红岩》的创作任务。1961年12月，《红岩》正式出版。王维玲对两位作者说：“《红岩》不过４０万字，可是从初稿到定稿，重写三次，大改两次，苦战了三个春秋。你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了三百多万字，所有帮助过你们的同志，没有不佩服你们坚韧不拔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毅力的，你们是以自己独有的生活宝藏、独到的艺术视角和艺术手法，写出了这部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用你们的信仰和生命培育出来的，在文学史上，像这样认真严肃、一改再改的作品，也是不多见的！这正是你们走向成功的所在。《红岩》会是传世之作，后人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2008年2月，在杨益言83岁生日即将到来之时，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专程去看望他，向他转达市委领导对他的问候：“《红岩》记录下我党最悲壮的一段历程，《红岩》中的英雄形象给我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红岩》教育了几代人，我们都是看着这部小说长大的，感谢您创作了这部《红岩》。”

　　今天，我们回顾《红岩》的创作经过，或许会给文学界一种重铸文学创作优良传统的启示。 （王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