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尊师因为这个，我老师是有几个。第一个是董秋芳。

　　蔡德贵：第一个是王崑玉，更早一些。

　　季羡林：王崑玉早，北园的。王崑玉对我的影响啊，因为我后来也不写古文。当时啊……

　　蔡德贵：您也写古文啊。

　　季羡林：为什么第一篇是《徐文长传书后》，袁中郎的吧。《读徐文长传》，北园高中，王崑玉非常欣赏。

　　蔡德贵：《王崑玉文集》我过去拿过来了，不知道您看过没有？那里面的文章，非常漂亮，确实是桐城派的风格。没有正式出版。

　　季羡林：正式出版恐怕有困难。桐城派惜墨如金，我说中国的八股文啊，也有它的贡献，整个的结构，应该提倡八股。

　　蔡德贵：在某种程度上。

　　季羡林：就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个我不赞成。八股，就不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你非扣那个主题不行，所以八股呢，应该提倡。

　　蔡德贵：构思。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讲究开篇、布局，

　　季羡林：我讲究那个东西。

　　蔡德贵：您给郑彝元写的序言，文言文的，非常漂亮。

　　季羡林：没有什么的。当时第一篇文章，《读徐文长传书后》袁中郎的，王崑玉的评价是“亦简劲，亦畅达”。我们班上写古文，有一个叫韩云鹄，他别的功课不行，就是古文好，因为他平常别的功课也不大重视，就是念古文，他是班上第一。王崑玉发这个作文卷子，平平常常的摆在前面，好的摆在最后。

　　蔡德贵：您的放在最后啦。

　　季羡林：我不如韩云鹄。北园不写现代文，只写古文。现代文高中才写，后来就是董秋芳啦。“随便写来”，那时候是北园白鹤庄。

　　蔡德贵：济南高中是在杆石桥。

　　季羡林：哦。到后来这样子，山东大学国文系给了王崑玉一个讲师，就是晚了，当时我很有意见。因为什么呢？写白话文的所谓作家，到那里一搞就是教授，而王崑玉只给他讲师，我觉得不平。

　　蔡德贵：山东大学那时候高手太多，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都在那里，可能王崑玉显不出来。

　　蔡德贵：董秋芳是济南高中啦。

　　季羡林：董秋芳是济南高中。

　　蔡德贵：那时候的文章还有保存的吗？现在不知道了。

　　季羡林：那个董秋芳是在那个作文卷子（上写），一处节奏，二处节奏。正跟我的想法相符，我觉得写文章就得有节奏，所以我对八股文，八股文就是有节奏，（我对）整个的结构（很重视），结构里边，哪一段放在什么地方，哪一段放在什么地方，不是随便乱写的。所以我对八股文哪，后来我跟那个张中行啊（交流），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我说八股文哪，其功不可泯。现在缺少那个八股文的训练。而且现在新文学家，一动就是个教授，王崑玉好不容易评了个讲师，我就很不满意。我说论功底，现在所谓新文学家，只要敢写，碰到时运，一篇文章出了名，就可能成为作家，这个王崑玉那时候要是有作家的名称，成为作家，到大学一动就是教授。我对这个很有意见。

　　蔡德贵：他后来更惨，到莱阳啦。解放后在山东省文史馆度过的。

　　季羡林：这样子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文史馆这个地方恰当的。

　　蔡德贵：当时您和王崑玉交往比较深了？

　　季羡林：那时候，学生跟教员，还是……后来比较亲密的。当时的学生与教员之间有鸿沟。所有的学生，不是哪一个学校，（我与王崑玉）也一样，平常也没有什么来往。就是上班，作文。

　　蔡德贵：我们上课叫上班。别的地方不懂。

　　季羡林：对。我就是用上班。

　　蔡德贵：高中打学生有没有？

　　季羡林：高中没有，根本不可能。

　　蔡德贵：您高中时候，好多学生比您大。

　　季羡林：比我大。后来我在那个新育小学的时候，逛开元寺，回来以后就写文章，那时候都是文言文，没有白话文。我也写文言文。那时候我年纪很小，文言文就是小学一年级那个水平，有几个山东的大地主好像是菏泽一带的大地主，姓李的一家，叫李春雷、李春亭、李元彪，他们就住在学校，雇了一个厨子。

　　蔡德贵：您吃过他们的饭吗？

　　季羡林：没有吃过。他们也没有给我吃。那时候我年纪很小。有一次游开元寺，回来以后就写文章，写文章，那时候我的文言文刚刚的凑副。我记得凑副写的是：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这就是我的最早的文言文。

　　蔡德贵：那也很有文采啊。是第一篇吗？

　　季羡林：差不多。

　　蔡德贵：您的《游灵岩》在哈佛我托人找，其他地方都找了，没有。山东的《民国日报》被日本鬼子炸掉了。如果哈佛大学图书馆没有，就不可能找到了。您要是累了就停。

　　季羡林：我在这里插一段。是什么呢？原来我到济南以后，大概是满5岁，冬天到济南，5岁，可能191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