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找到了萧老的这篇原文，便主动去信索回了我的译文。为此萧老还有些意见，几天后他写给我：“你译的诗实在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解放日

    报》原拟采用，你何必去信取消呢？我的原作许多人都忘记了。你费了心血的，以后在别处发表吧。在北京医院时，赵朴初也认为译得好，虽只短短几句 ……”（1982年2月12日）

    劳动虽然白费了，却换来萧三的认可，这比译作发表更让我高兴。世上没有比你的劳动得到你所尊敬的人的肯定更快乐的了。

    萧三对我信任是真诚的。他曾在给姜椿芳的信中写道：“经过多年选择，还是高陶最得心应手。 ”“高陶为人诚恳，忠实，聪明，有文学才能，有从俄文翻译成中文的技术 ——我看过她许多这样的作品。 ”（惭愧！）

    就为了这些话，为了这真诚的信任，我放弃了较好的工作条件与前程，毅然来到萧老身边工作。

    记得在北京医院与萧三遗体告别时遇到姜椿芳。姜老厉声对我说：“你干什么了？怎么没把他照顾好？让他这么早就死了？”我说：“我有什么办法？医生都没有办法，何况我？”我的心在流泪，在自责：我真的没有照顾好他，一天到晚谈工作工作，我真笨呀！姜老说：“那你今后到哪里？”我说：“我还能到哪里？”姜老说：“你要喜欢作协就留作协，要不就回来！”我说：“我当然喜欢娘家。 ”姜老说：“娘家也好婆家也好。 ”我说：“我回去还要我？”姜老说：“怎么能不要？”我说：“等我把萧老的事料理完了。 ”姜老说：“那是，那是。 ”我说：“我调入作协之前阎明复同志对我说过：‘调出百科的没有一个再准许调回来的，你是一个特例。 ’”姜老说：“是这样的。 ”（1983年2月10日日记）尽管百科有些领导也有过同样表示，可我还是没能回去，萧老的事情没有做完，他去世之后我又坚持（大部分是业余）自愿地为他工作了一些时日：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萧三诗选》1985年才出版，而那些俄文诗还没有眉目。萧老把他苏联出版的俄文诗集都给了我，让我核查并把这21首俄文诗歌译成中文。虽然十几年前我已基本做了这一工作，并请萧立昂逐字逐句、过细地对我的译文提出过修改意见；2000年我又重新修改了一遍，但是，出书，却是难上加难。

    今年，在李冰书记、陈建功馆长、李荣胜副馆长关怀下，文学馆许建辉研究员的支持下，这本书才有机会问世。这绝不是一个“谢”字就能概括得了的感激之情。

    萧三同志是我的恩师、慈父、忘年交，他在一些可能的选择中选择了我作为他的助手。对于我，是有知遇之恩的。

    那些年，我在萧老严格要求与培养教育下，在他的无私关爱中，使我在人生与事业上懂得了许多。萧老的恩情用我仅有的余生是报答不完，也书写不完的。

    “士为知己者死”这句名言，我以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总有人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这种选择，我毫不隐讳我的这一价值取向。遗憾的是，当下，值得让“士们”为他去“死”的人是不太多了。

更多内容，请支持购买正版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