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立观察：中国十年之真问题》 胡舒立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带着镣铐跳舞，是有追求有坚守的那部分中国媒体人，在言论的舞台上，与资本、权力抗争过后留下的镜像，令人崇敬，亦携哀思。胡舒立以及她一手创办的《财经》，曾是中国媒体圈的一个神话。她带着她的团队，急速地穿越言论禁区，为公共空间引入很多真相的强光，涤除着社会生活的黑暗，更启明了人们对真与善的追求。这个睿智的女人，以敏锐的体察方式，探索着当代中国的言论路径，让很多心怀新闻理想的人，重生憧憬。她，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舒立观察》的副标题是，“中国十年之真问题”。事实上，胡舒立十年来谈论的问题，在成书出版后，依然毫无萎败之迹，它们中的部分甚至仍活生生地在中国茁长。也许，这就是胡舒立敢于自信地称它们为真问题的原因。

    有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在时间的绵延中缓慢聚集更多的疑问，绑架人的自信，使人变得更加谦卑更加宽恕。有些问题，是可以给出明晰的答案的，但是因为各种原由，这些答案被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胡舒立在谈论的问题，属于后者，她不惮于给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解答，同时，她并不自信自己的解答能否有力煽动那些本该直直走向问题的人们。我能想象出这个坚毅慧敏的女人单手托腮的样子，眼神深邃略带清幽的迷茫。谁都不自信，自己能以一己之力，奔跑着将人带到问题的内核；谁都不自信，公共权力的执行者能被一个明晰的答案打动，从而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们都没有权力忧伤，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是理性，而且是建立在高程度共识之上的集体理性。

    一架法治的天平，牢固地架立在中国的大地上，称量政治经济风云的变幻，托举民生的情怀，增添世俗生活幸福的分量。这是很多人心怀已久的想望，也是很多人压在心里找不到确定的语言来表达的想望。胡舒立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在较低自由度的言说环境里，胡舒立探索着这样的言语径路，并不开阔，但也不逼狭。

    啄木，不是服务于树，而是因为它是一只啄木鸟。转型期的中国，携带了很多令人沮丧的凉气冷风，也不乏令人心生不安的晦雾黑烟。言论区分两路，一边是官方的凿凿之言，一边是民间的芜杂之语。胡舒立从不表达忧伤，甚至连忧虑，都是内敛的，被坚定地压抑着。有人说，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也许，她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不是挑战，而是保证自己不梦游，保证自己说的话不是语焉不清的喃喃。她并不从容，在很多评论文章里，这个思力笔力皆健的女人，用得最多的词，是“必须”、“需要”、“理应”、“应当”，切切之心无遮无拦。

    在宪政结构并不完善、行政权独大的局面尚未改变的制度生态下，胡舒立的声音，响亮不起来是必然的。她呼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应当结束了，现代民主政府理应是信息开放的透明政府。她急迫地开出药方：政府行为的透明，必须以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形成强制力，政府信息公开一旦法制化，则披露信息成为法律规定的政府义务。但毕竟如天真的孩子般脆生生的声音，已长驱直入到一部分人的内心。几年下来，在法律的轨道上寻求政府行为的透明和公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在体制内外业已形成一定的共振。

    在房改问题上，胡舒立用这样的词来描述政府的现实作为：缺位、错位、越位，简洁又形象。这几个词到现在还未完全失效。房价尚未平抑，“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仍在不完善、不规范、欠公平的市场面前摇曳不定。政府还在“从高房价拉动的高地价中获得大量财政收入”的诱惑前，犹豫沉思。常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医改问题，胡舒立亦毫不吝啬地给予了自己关注的热情，甚至预计，“让医生中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进入医疗市场，自由创业，成为医疗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力量，必然会带来多赢的局面”。

    你可以说她是纸上谈兵谈得火热，充满天真的热情。但要想到社会现实在不断泼冷水，你就不得不承认，要一如既往地保持火热的“纸上谈兵”，并非易事。胡舒立的很多观点，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独立、公正、信息透明的政府。胡舒立的很多题解，都包含着这样一种乐观的暗示：我们的政府，在自觉地持续地改善自己，并一直抱有改善自我的意志。胡舒立说：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中国新闻史上有“文人论政”的传统，张季鸾、储安平等“凌云健笔意纵横”的言说表达之气势，至今令人怀念。胡舒立自认没有前辈那样伟大的抱负和才气，她把评论看成是一项工作，一种责任。一个优秀的媒体人必须懂得进退，咫尺的距离，拿捏不准，也许就会招致不同结果，被称赞有承担公共责任的勇气，或者，承接一定的政治压力，陷入较为不安全的境遇，前后相隔的距离很微妙。这意味着，胡舒立必然需要花很多精力去理解当前的政府，理解其行事的逻辑与作风。她的很多文章也确实是从很多政府出台的重要文件开始谈起，表达忧思，给予建议，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契入批判的冷静。时间证明，她是对的。

    今年胡舒立五十七岁，她的笔政还在继续，她说，“我希望未来能把自己要表述的东西，从比较凝重的感觉中适当地释放出来，变得轻快些，只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到。”这个女人真的很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