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

    “书上有的不讲”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天意弄人，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抵达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开始在岭南长达20年的生活，彼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一名学生上课，也认真备讲义

    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守为回忆，1950年，岭南大学历史系仅有三位学生，选读陈寅恪课的学生仅有他一人。尽管如此，每逢上课以前，陈老师必叫助手读一遍讲义给他听，上课时还要穿着整齐。

    流传的说法是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

    更有甚者说陈寅恪可以背诵《十三经》，胡守为认为这也不准确，“说他熟悉是可以，但不能说全能背诵”。倒是曾有学生回忆:“陈老师记忆极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时，指示我代查资料，往往连版数、页数以至行数都对。”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

    著书

    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保安全。当年，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

    其实，过程却是殊为不易。蔡鸿生介绍，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过程基本是这样：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到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是边读边思考。第二天，他会将自己前一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黄萱记录。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

    也正因此，大脑日夜疲劳，也让陈寅恪晚年离不开安眠药。有时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第二天却忘记，只好重新来过。陈寅恪晚年著述的艰难，大略可以想象。

    黄萱家在中山医附近，彼时交通不便，可以说陈寅恪经常是焦急等待，原因就是记在脑中的东西需要宣泄出来，否则太过紧张。每次都是口述完毕，陈才能放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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