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中华书局版《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的样书，承责编、美工等众位先生的协力，书册虽小却也可观。卷末有一篇旧文，是二十余年前我给《红楼梦》电视剧组演员所作的一次讲课，家里人读给我听，让我重新温习自己的拙讲，不禁感慨系之。真是“无巧不成书”，最近网上忽有一篇《新世纪周刊》对老导演王扶林的采访记，里面列出了当年一大群顾问，也提到了我给电视剧作诗祝贺的往事。王扶林的这一段话把我引回到了1986年的年底。

    那时，我客居美国威斯康星，正值满地白雪、路无行人，我走到湖边独坐于木椅上，感受这异乡的岁末况味，陪我同客美国的女儿伦苓在忙办年货，天津寄来了故乡的大红福字、剪纸、吊钱儿，点缀张贴起来，客居里顿时有了一点气氛，稍慰乡思。不想这时忽接一封来信，展开一看，原来是中央电视台《红楼梦》电视剧组的短简，告知我说《红楼梦》电视剧已然拍成了，要我作一首诗作为庆祝纪念，信纸的下方是电视台剧组一大群领导、重要职务人员的署名，诸如：洪民生、阮若琳、戴临风、王扶林、周雷、胡文彬……都在这里表示致意，这封信如果还存在的话，也可堪称红学上的一个文献了。

    我在异乡，值此佳节前夕收到这个不太寻常的消息，其高兴心情不问可知，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就是王扶林所说的贺诗，题为《一九八七年元旦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开映喜赋》：

    海外遥申祝贺词，从头回顾忆当时。

    开年盛事传嘉话，辛苦经营数载知。

    乍展荧窗百态丰，鲜葩阆苑粲新红。

    朱楼搬演多删落，首尾全龙第一功。

    第二天立即付邮寄回，但从此我再无机缘得知有关情况和任何的消息线索。等我1987年之夏秋回国后，有一位亲戚转来了一份报纸，是中央电视台1987年第四期的广播节目报，上面刊载了我的贺诗手迹，我才恍然想起了半年以前的题诗之事。

    王扶林先生说拙诗“首尾全龙第一功”只是说此剧拍成了一件完整的剧作，而没有说拍得好与否，这是真实的，但我不妨顺便补充两句：我回国后，第一位来信提及此片的是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美籍华人朋友，他盛赞此片，说他们夫妇每天都看这《红楼梦》连续剧，看得真是如痴如醉，其赞美之情溢于言外。第二例则是美国著名红学家赵冈先生，他来信说每天都在看《红楼梦》电视片，你是该片顾问，可否设法给我们弄一套拷贝……至此也可明白，他们都很欣赏这个新片子。

    我回赵冈先生的信内云：我回国后这么久了，连我自己也没有一套拷贝让我看看“首尾全龙”，你大概是料想不到吧？给你拷贝的事我没有把握，等我有了机缘再试试看吧。

    行文至此，不禁又回到王导的话上，他说我仅仅点在了“首尾全龙”上，却没有说好不好。要知道，我当时客寓美国，剧组来函只是要我表示庆贺，我未看片子，当然无法说长道短，更何况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这部电视剧的放映效果，那么要我说好说不好，我又该从何说起呢？

    没想到2006年中央电视台老剧组人员在《艺术人生》栏目纪念该片二十周年时，周雷先生又来要我为那首诗写成一张条幅作纪念，我仍然乘兴走笔书写了“首尾全龙第一功”。其实，在我自己来看，王扶林虽然说我没有表示好与不好，而“首尾全龙第一功”的诗句，已经是我高度评好的重要表示了，还要我怎样再夸一个更好的“好”呢？

    其实，若以拙见来论好与不好，我自有一番思考与主张，这就是：把古典名著改编成影视剧本，这才是决定性的关键。至于依据这改编剧本的表演艺术之成功与否，已然是第二层的评价标准了。用我自创的词语来说，就是剧本的忠实于原著是“先天”的优胜，而艺术表演的精彩与否是“后天”的功夫与智巧。把这二者分清主次再加综合，这样得出的好与不好才是真正而公平的评价。当然，所谓改编的剧本如何才算忠实于曹雪芹《石头记》的原著，这儿又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以至争议，这一点不是本文要涉及的。

    末了，让我再追述一段小故事。八七版剧本的改编创作是由几位年富力强的专家商量决定共同执笔的，我只听说八十回后的情节，基本上按照脂砚斋批语中透露的故事大关目的线路来试行铺展，等到有一次要我去参加剧本初稿讨论时，我见到会者只有三人：吴祖光、吴世昌、周汝昌。会议由上午十点开始，规定十二点结束。讨论开始后，高居正座的吴世昌滔滔不绝地谈他对剧本的看法，我和吴祖光坐在屋角的一张床上，及至吴祖光发言时，看了看手表，已是十一时五十分，我记得很清楚。吴祖光已不能允许他再说什么真正的意见了，只有几句泛泛敷衍之话就该我讲了，我坐了整整两个小时冷板凳，已经筋疲力尽、兴致全无，我就说时间到了，以后有机会再谈吧，就此下台“鞠躬”。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想去探问有关剧本的情况，因为那次讨论会的滋味已经尝得足够了。

    以上事实附记于此，读者看了也许会莞尔一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