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明》一书出版，在喜爱历史的读者中反响很大，其中一个热点，就是该书恢复了对袁崇焕的常规历史评价。近几年，历史学者阎崇年一直在媒体制造舆论，企图改变公众对袁崇焕的认知。当有记者就《窃明》提出的问题，专门请教阎崇年时，哪知阎大师的回答是：“我回答的是学术问题，不是学术问题我不回答。”
从媒体上看到这句话，我像是吃了一只苍蝇。这可能是2008年，学者对媒体说过的最为反动的一句话。假如阎崇年是一个长年闭守书斋的学者，说出这话我还能理解。怎奈他从来就是个“电视说书人”，近年又在各地走穴说书，“与公众互动”一直是他的绝招，一夜之间突然只回答“学术问题”了，着实让人好笑。学者、专家本来就有责任，向公众解答自己专业上的一些问题，何况你还是一个“明星学者”，这原本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对记者说的理由更为叫绝：“研究袁崇焕的人我都认识，就是没听说过写《窃明》的那个。”真有大师作派呵！好歹人家也是出了两本书，来与你讨论这个问题，你就以一句“不认识”打发了。倘若是个普通读者想请教你个问题，岂不是比登天还难？
阎崇年说到底，不过是个口才不错的历史说书人，至于他的学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是研究满学出身，近年主讲清史。他的说书违背了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底线，就是客观、公正，他喜欢下一些似是而非、大而化之的结论，常常让史学界感到啼笑皆非。什么“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第一帝”、什么“袁崇焕是个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大英雄”等等，这怎能是学者讲述历史的态度呢，说评书的也不敢这么乱讲呵。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他不过是为了娱人耳目，说的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也懒得与他争论。哪知这几年，书说得多了，出场费越来越高了，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史学泰斗，大有颠覆一切的野心。尤其是他对明清史的发言，近年来越发随意，借由他的说书，传导给公众大量有失公允的历史观，着实让人震惊。
阎崇年说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带着明显偏见的历史思维观。一个史学者，讲述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尽量客观、公允。西方史学叫不能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传统史学要求的是史事“实录”原则、不好偏私的“素心”态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都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国史学精神。因为古人不能站出来与你辩白，所以我们在讲述历史时，就一定要秉承公正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家的底线，一旦越过这个底线，再新的观点也被视作无稽之谈。
阎崇年常常有此“红牌”犯规动作。几年前，阎崇年就开始到处为袁崇焕翻案，把袁说成一个民族大英雄。这么一说，就等否定了崇祯帝，否定了被袁崇焕冤杀的毛文龙，否定了当时与此案相关的大量文武官员，甚至否定了当年“生吞”其肉的京城百姓。关于袁崇焕是否为大民族英雄，只追究他冤杀毛文龙一点，就难以立论。毛文龙是谁？明朝著名抗金将领，后金对他的评价是：“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皇太极把毛文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征讨、招降都没起到作用。后金办不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完成了。史书记载：“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果然亲者痛仇者快。几个月之后就发生“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
崇祯帝杀袁崇焕，列明九大罪状，据后代学者考证大多属实，并没太冤枉袁崇焕。当年百姓对袁也是恨之入骨，袁被杀后，百姓纷纷花钱买其肉“生食”，“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可见民怨极深。民意不可违，崇祯帝不过做了一件顺应民心的事。阎崇年硬把百姓此举说成是受朝廷误导，当时也没有电视和网络，朝廷想误导民众也难呵。此事只能说明，朝野一心，袁崇焕至少不是什么忠臣。
即便袁崇焕不是汉奸，至少在军事指挥上不够高明，这在史学界早有定论。阎崇年为何敢冒天下之大韪替他翻案，将他标榜为一个民族大英雄呢？他打得无非还是那张“扬清抑明”的牌，与乾隆为袁崇焕翻案的原因一样。袁崇焕被崇祯所杀，如袁崇焕是民族英雄，崇祯自然是昏君，袁形象越高大，就越可显示明朝皇室的昏庸。那么清军入关的理由也就越充分，满人统治汉人就变得天经地义了。
袁崇焕的故事多么容易打动汉人的心呵！这是乾隆高妙的宣传策略，只需假造一个汉民族的英雄，自然就会得出“明朝不灭天理不容”的结论。崇祯帝其实算一个兢业勤俭的好皇帝，只有在这个故事中，才被描绘成一个残忍的昏君。乾隆翻案，是为了反击当年汉人“反清复明”的信念，为满人统治寻找合法性；而阎崇年翻案，则是为了在当代民众的心目中，重新确立一个“反明复清”的历史观。
历史学者的职责，就是尽量客观、全面的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对历史史实根据自己的需要大加取舍抑扬，这是史家的基本良心所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任何一个人把好事放在一块说，他就是个英雄。任何一个人把坏事放在一块说，他就是个小丑。而阎崇年近年一直做的，就是肆意“取舍抑扬”，从他的很多说法中，已看不到一丝历史学者应有的良心。
我认为阎崇年为袁崇焕翻案，鼓吹袁崇焕为一个大民族英雄，有明显拔高之嫌，此事件正在成为当代史学界的一个耻辱。我给这个事件取了个名字叫做“三崇之乱”。从好一点的方向想，阎崇年欣起“三崇之乱”，是为了抬高自己所研究的满学与清史的学科地位，使满学和清史成为当代显学，这一点他就要做到了。以小人之心度之，我看阎崇年虽自称汉族，极可能有满族血缘，否则他的很多说法与行径实在让人费解。
回到文前，他常说自己的见解是学术见解，请看他对袁崇焕这一句广为流传的评价吧：“我觉得袁崇焕这个人，他身上有一股气，就叫做正气，用孟子的话来说，叫做“浩然正气”；袁崇焕身上有一种精神，叫爱国精神，他这个爱国精神，是强烈的爱国，不是一般的说出来的。”这是历史学者的学术话语吗？完全是一副政客的嘴脸和口吻。一个学者能从明朝将领的身上读出爱国精神来，也算是一件滑稽的事。就算袁崇焕是个好人，他是忠君，还是爱国，你也得搞搞清楚呵！那年头讲的是忠君。
我写此文，并不希望阎崇年回答。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答复一下《窃明》作者的那一声质问。既然阎崇年是位历史大家，总得说出点靠谱的理由来，不能老拿看不见的“气”和“精神”糊弄读者吧！（文/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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