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的书我收集了十几册，大多是香港出版的初版书。不是刻意为之，他老先生的书在香港的旧书店里着实不少。书的种类真是五花八门，内容良莠不齐，这是那个年代香港作家常见的现象，为稻粱谋，出书草率，不得不然耳。这里有讴歌新中国建设伟大成就的《北行N记》几册，有回忆民国文艺界的《文坛五十年》，有自传性质的《我与我的世界》，这里面有他老人家描写自己初试云雨情的细节，但唔啥稀奇；有一些人物传记如《蒋百里评传》和关于国学的文章结集。有次还看到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浮过生命的海》，当时实在没有收的兴趣，这个后果很严重，以致对他在香港出版的书的收集未成全璧，至今引为憾事。

    曹的怀人文章写了很多，国内出版过《听涛室人物谭》厚厚的一大本，所选的都是近代史上让人感兴趣的人物，以作者的广洽见闻和亲身经历，应该很有史料价值和看头。可事实是很多文章都是虎头蛇尾，有的简直不知所云，读了让人气闷，这也怕是爬格子的后果，字数所限，刚开了头就需煞尾。如没有限制，当不会如此，他在《明报·自由谈》上谈知堂的文章就是极为精到的一篇。

    《北行N记》和《万里行记》这样的书，满纸假话，让人不忍卒读。不过那个年代，香港的左派作家的文风和大陆作家也就是五十和一百步之遥，苛责曹氏似不公平。但三年自然灾害后，内地哀鸿遍野，而在曹聚仁的笔下，依然是到处莺歌燕舞，大唱赞歌，这就不只是很傻很天真了，说他曲笔阿世也不为过！其时，香港关于内地的报道，常见诸报端，而曹氏的家人多在内地，不可能不知当时的情形。写这样的粉饰文字，真不知是何肺肠。

    曹聚仁和周氏兄弟都有极好的友谊，他自矜地说过，鲁迅骂过很多人，但从没骂过他；他在上海办乌鸦杂志，鲁迅还写文捧场。作为鲁迅的老友，他晚年当仁不让地写了《鲁迅年谱》和《鲁迅评传》。知堂在给曹的通信中，曾盛赞《评传》，但我很怀疑知堂的称赞是不是违心。这两本书我都看了，虽然一些地方评价客观，优于那个年代国内出版的鲁迅传记，习惯把鲁爷颂扬得像英明领袖，但作为故友，把人家的评传写成那样，实在是不够意思的。

    1950年代末，经曹聚仁的牵线，周作人的一些文章和译稿在香港和南洋报纸上登载，这是曹聚仁在香港做的一大好事。知堂和鲍耀明的通信，也是曹从中作成。周曹、周鲍的通信和《知堂回想录》的出版，为研究周作人的晚年思想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功莫大焉！《知堂回想录》的出版还给曹聚仁带来过麻烦。该书初版本的扉页登载了知堂给曹聚仁的信件手迹，正是周二先生评价周大的文字，一时间，是非蜂起，不得不把初版本召回毁版重出。香港《大人》杂志曾有文章说及此件公案，这里且略过不谈。

    不用别人贴标签，在1950年代初南下的文人中，曹聚仁是不折不扣的左派，但他在香港却是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人物，左派说他反复无常，右派骂他为统战分子，两不讨好，胡适在给别人的信中，直指他为“妄人”。在政治夹缝里腾挪的人，多像鸟兽群中的蝙蝠。这样的走钢丝，自然不会有好结果。他在国共两党的上层有很好的交际，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夏衍晚年有一篇《怀曹聚仁》的文章，虽然有人说是别人捉刀，但文章对曹的评价极为精当，其中引用了一段周总理的话：“曹聚仁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不过，在1972年曹去世的追悼会上，他被盖棺论定为爱国人士，终算没有白忙活一场。

    晚年的曹聚仁，生活颇为困顿。最近披露出来曹聚仁给鲍耀明的几封佚简，其中就有告贷的文字。垂病偃卧在澳门镜湖医院，境况甚是凄凉。在香港南天书局出版的《周曹通信集》的扉页，影印了曹在澳门欲典书筹措医药费的信，读来让人酸鼻，兹录如下：“XX兄……书整套转让，希望能得一万五千港元……弟已衰老，决无他求。只是四、五两月，乞兄每月借我各一千港元。当然不勉强，乞兄斟酌。”“医院每月要两千港元开支，合其他该有三千港元，今后四个月只好靠兄支持了，每月支我五百港元。拜托。”

    去年暑天在澳门闲逛，在果栏街一家卖椰子的糖水店里，斑驳的墙壁上，赫然挂着一张镶嵌在镜框里的曹先生的手迹，一时间觉得时光倒错。澳门这个鬼地方，真是无奇不有的。

    那人那时
    
    在1950年代初南下的文人中，曹聚仁是不折不扣的左派，但他在香港却是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人物，左派说他反复无常，右派骂他为统战分子，两不讨好。（何家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