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今天》的黄金时代

    “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今天》

    中国文化史记得1978年12月23日。《今天》杂志第一期在北京出刊。刊出的诗作有蔡其矫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如上“致读者”即使《今天》的发刊词。当时，被激情和自我表达燃烧着的诗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三十年前，我国刚刚涌动改革开放的初潮。人们意识到，十年“文革”的后果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都亟待建设与重新叙事，可谓百业待兴。此时，诗歌，尤其是朦胧诗成为斩解禁锢的利剑，为人们提供精神松绑和喘息的空间。

    那时，有利剑和晨钟作用的诗，被称作“朦胧诗”。人们传诵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那时，诗歌朴素、真挚的情愫，表达了人们的心理诉求，催发了广泛的共鸣，也催发了诗歌繁荣、文化复兴。

    其实在《今天》创刊之前，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文革”期间，中国民间就已涌动着后来被称为“地下诗群”的潜流。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北京有不少类似“太阳纵队”这样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他们私底下热情地写诗，跨校组织诗歌朗诵会。70年代初，食指、黄翔、贵州诗人群，多多、根子等“白洋淀诗群”紧接着纷纷亮出诗作。1978年，《今天》创刊。北岛、芒克、江河、杨炼、顾城、舒婷等才以不凡的气势及勇猛的力量撞开诗歌的新纪元。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记录了先行者的脚印。

    那段时间是《今天》的黄金时代。《今天》共出版九期，除刊物外，还出版《今天》文学资料三期，《今天》丛书四种。其间，在玉渊潭公园组织过两次诗歌朗诵会，两次协助举办当时的先锋美术活动“星星画展”。1980年9月，《今天》停刊，其后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由于《今天》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在“新诗潮”中的地位，《今天》、“今天诗群”的作品，在后来的诗歌史叙述中，被看作朦胧诗的核心。

    《朦胧诗选》引起激烈大讨论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谢冕

    “今天诗群”这个时期的作品真正被命名为“朦胧诗”，缘于章明先生的一篇质疑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文章发表于1980年《诗刊》第八期。文章以“朦胧”尖锐反诘“今天诗群”。可能作者也不曾想到，原本的批评之语居然成为“今天诗群”最准确的命名。

    春风文艺出版社敏感的编辑们立刻以此为名组织编辑出版《朦胧诗选》。淡绿色的书封、雨后落花般朦胧的设计，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内在……《朦胧诗选》一经出版，洛阳纸贵，受到青年人的追捧。那时候，穿着牛仔裤、戴着墨镜、手执一本《朦胧诗选》的形象，几乎成为标准的时髦青年模式。

    “朦胧诗潮”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大讨论。

    1980年3月第一届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上，评论者丁力指责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为“古怪诗”。评论家鲁扬表示，对这些晦涩难懂的诗，人民大众有权不看，也有权利说一声“我们不懂”。学者李丛中甚至否定了“朦胧诗”之为诗。诗人公刘在他的《新的课题》一文中，对于青年诗人们看待历史的片面和悲观情绪由衷地感到忧虑。他主张给这些敏感的迷途者以“必要引导”，“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道路”。

    诗人们并不认同被“引导”的位置。南宁会议后不久，诗评家谢冕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对“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一批新诗人”予以公开支持。

    “朦胧诗”对已然习惯既有诗歌程式和浅白趣味的读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几十年的阅读习惯使读者和批评家培养出特定的审美趣味，与此相违的“朦胧诗”必然要遭遇到传统和习惯的抵触。面对这种抵触，步履维艰的“朦胧诗”却不无决绝地固守自己的艺术阵地，北岛说：“我们做好了数十年的准备，就这样写下去。”而舒婷则以先驱者和献身者的姿态承诺：“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

    与这种坚持相始终的，是学者与诗评家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对朦胧诗的支持和肯定，他们以欣喜的眼光看到了“一批新诗人”乃至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正在崛起。徐敬亚这样为朦胧诗辩护：“诗是独特的领域，寻常的逻辑、理智和法则在诗歌中应该解体。”似乎有一种逻辑：越是日常就越是大众化，越是大众化的就越是文学的。这种逻辑已形成范式，具有左右读者的强大惯性。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故意不让人读懂，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当时，谢冕大胆提出，不同的文学类型应有不同的读者范围。这在当时的文化界，是一个勇敢的冲破禁锢之举。

    理论家在唇枪舌剑的同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全国的诗爱者、诗写者争相传抄，争相摹写朦胧诗。朦胧诗已成诗之洪流，青山遮不住。

    朦胧诗人曾经是时代的偶像

    “那是诗歌的时代，现在就很难了。”——舒婷

    《朦胧诗选》的出版为“朦胧诗”引发的洪流迅速加入了大众读者。随着主流诗刊、大量报纸刊载朦胧诗的作品及评论，“朦胧诗”已在全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朦胧诗人成为一代受追捧的偶像，成为社会上耀眼的明星。

    1986年12月6日~9日，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大型“中国·星星诗歌节”，庆祝《星星》诗刊创刊30年。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的十名诗人：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叶文福、杨牧、傅天琳、李钢、叶延滨等与读者见面，并举办三场讲学活动，场场都有几千人参加。

    会场之热烈是今天不可想象的。一位诗人在场上演讲，台下竟有人高呼“诗人万岁”，全场响应。诗人们演讲结束，需要警察保护走出会场。人们在多个通道等着索要诗人的签名，等着与诗人合影。一次，舒婷根本无法走出会场，几个警察架着她，几个警察在前边开道。到了接她的车门口，人们高呼着“舒婷，舒婷”的名字，伸出无数只藤蔓般的手臂，几乎把她挤到车底下去。还是警察硬把她塞进车里。最近，笔者曾问过舒婷当时的状况，她答非所问地说：“那是诗歌的时代，现在就很难了。”她说，其实，这些年我常参加一些诗歌朗诵会，有一些诗歌是每次朗诵必有的，被我们称作“老三篇”。这三篇之中有舒婷的《致橡树》。

    此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带来的模仿和复制，使得全国的诗人的作品在词语选择、节奏、表达都趋于近似，都像在写同一首诗。终于，朦胧诗过早的“经典化”造成了对自身的损害。加上艺术创新者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加强了他们尽快翻过历史这一页的冲动。受惠于“朦胧诗”，而对中国新诗有更高期望的“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远不是终结：他们需要超越。

    1982年，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的诗作，已表现出与北岛、舒婷式的朦胧诗有很大不同的面貌。柏桦的《表达》所表达的，是一种离开政治反叛意识的凄迷、暧昧的感性。而后，韩东、于坚的关注日常生活，“使用口语、放逐副词”以及“形容词的旁观者”的冷静风格，产生很大反响。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诗歌观念、艺术形态上与朦胧诗有异的诗已蔚为大观。此后，出现了“他们”、“非非”等诗歌社团，出现了1986年的“现代诗大展”。对于朦胧诗之后的这一诗歌潮流，有“第三代”、“新生代”、“后朦胧”等的称谓。正如批评家所言：“‘第三代’是在饱吸了北岛们的汁液后，渐渐羽毛丰满别具一格的。”

    诗人的黑夜和商人的白天

    “每一段深刻在历史都是值得尊重的。”——佚名

    那些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中留有深刻地位的朦胧诗人流散到哪去了？

    据笔者了解，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舒婷现居福建鼓浪屿，近年多写散文，2006年曾获《人民文学》年度散文奖；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北岛现居香港，在香港一所大学任教，经常来往于太平洋两岸。他还在办着他的《今天》杂志，杨炼戏称之为“海外的《人民文学》”；杨炼现居英国伦敦，像北岛一样，也是全世界狂跑，他管这叫“文学打工”。近年来又把工打到美术界；芒克现居北京管庄，深居简出，主要从事油画创作，据说其油画还颇有市场。

    此外还有现居美国的诗人江河，现居海南的诗人多多，现居北京的诗人欧阳江河——他满世界狂跑，主要从事文化引进与输出，音乐美术界常有他的身影。而另一位曾经的诗人顾城，已经异化并以不体面的方式消失了。

    诗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在新世纪，是诗人们的黑河和商人们的白天吗？

    当前，诗人们在一起相聚，仍然是身外无物豪饮阔论，而在日常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里，诗人们却常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妾心态”，没有几个诗人能勇敢地在大庭广众中高声承认“我是诗人”。更有人曾略带讥讽地说：“诗歌只是圈子里的自娱自乐。”

    其实不然，当大喜大悲来临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有诗为证”。因为人们依然相信诗歌是心灵的救赎与慰藉，是内心深处至善至美的暖流。

    一位诗歌大师曾说：诗人在你的隔壁是个笑话，在历史上就是值得尊重的。诗人牛汉在一次闲聊中对笔者说，他认为新诗自有史迄今，最终能被证明站得住的诗人不会超过30个，其中半数以上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而被归入所谓“朦胧诗”和“第三代”的又占了后者中的绝大多数。牛汉老先生的话，自然会被见仁见智地诠释，不过“朦胧诗”确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的里程碑。

    今年我国南方雪灾和四川汶川大地震，文学界乃至社会层面最先最深切地发出大爱的声音的乃是诗歌。诗歌的价值常常表现在诗人建立在现实生活疼痛上的使命感的表达。而在更多平静的日子里，诗歌被社会生活淡忘，恰是一种社会成熟。

    诗人唐晓渡说：如今诗歌史上黄金的一页似乎早已翻过，诗歌“边缘化”的哀叹也一再弹破我们的耳膜，然而，燃烧岁月的遗痕犹在，无数心血的结晶犹在，更重要的，如一个个包蕴着玛瑙般成熟籽实的石榴悬挂在汉语枝头的诗人们犹在；中国当代诗歌也早已打破了其自我封闭的僵局，成了世界诗歌生生不息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而纪念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不仅具有过去时的意义，而且具有未来时的价值。（特约撰稿 商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