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引进重"经济利益"轻"社会效益" 图书结构多"快餐式"少"文化价值"

    喜欢看书淘书的人不难发现，近来从海外引进的图书越来越多。打开当当网5月的图书畅销榜，排名前20的榜单上，引进版的图书占到了7本，超过三分之一强，从当红小说《追风筝的人》，到哲学经典《沉思录》，到儿童读本《不一样的卡梅拉》，到视觉类图书《ISPY视觉大发现系列》，可说种类齐全。但是，记者在采访一些出版翻译界专家学者时，他们纷纷表示，我们的图书引进存在“功利性”严重的倾向。

    出版社通过引进图书获取经济利益无可厚非，正当的“利”谁都要图。随着中外出版业界交流不断加强，不少出版社凭借独到的眼光将国外好书引入中国，为读者带来阅读空间的拓展，自己也赚得了“发展基金”。比如2000年引进的《穷爸爸富爸爸》，在国内热卖的同时，也带来了财富启蒙思潮；又如《我的名字叫红》，在其作者帕慕克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就有出版社独具慧眼将其引进，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然而，当这些书热卖了，赚钱了，利益趋使导致了图书引进产生了一个怪圈。不少出版社和民营工作室一拥而上，不是标榜着国外各大排行榜来出书，就是围绕着相似作品打主意，跟风现象严重。当年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在中国火了一把，不仅其过去的作品《数字城堡》等被书商谎称为“最新力作”，旋即市场上更充斥着国外悬疑类小说，《风之影》、《耶稣裹尸布之谜》、《最后的圣殿骑士》、《金杯传奇》等转得让人眼花缭乱，如果说前几本还有些质量的话，后来的如《死亡拼图》、《人骨拼图》等书水准则“一泻千里”，记者在豆瓣网上搜索发现，这样的书不下百本，有的出版商更将国外二三流作家吹捧成顶尖作家、开山鼻祖，意欲从中牟利。

    “有能力引进国外作品的出版社都把盈利放在了第一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震指出，出版社追名逐利，翻译界也没有主动去发现优秀作品，造成目前国外引进图书的良莠不齐。他说，“我们都只是等着诺贝尔奖每年颁发后去抢版权，甚至都没有想过这些作品是否真的符合我们的文化需求。”

    许多引进版图书在注重经济利益时，却忽视了社会效益。“现在国外引进的图书结构上多着眼于快餐式和畅销书，而真正有学术文化价值，能增加新视角、新阅读空间，有长远保留价值的书很少。”著名出版人刘硕良告诉记者，这类书籍在国外其实并不少，国外众多的大学出版社，诸如哈佛、剑桥等等有许多厚重的著作出版，只是我们很少引进。据了解，目前我国引进出版国外图书时“偏食”现象非常严重，人文社科类占到80％多，自然科学类不足15％。而在前者中，文体生活类的比例又严重偏高，一些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品种因为获利不多而受到出版社的冷遇。刘硕良一针见血地表示，这与现在国内出版界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围有关。

    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说某些引进图书只是单纯忽视社会效益的话，现在市场上还有一些引进版图书则对社会有害无益。比如有的“舶来品”是介绍外国各行业“潜规则”的，有教你如何拍马吹牛的，有的则介绍如何防止被妻子发现偷情的，还有涉及各种感官刺激的等等。著名翻译出版家、中国版协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秘书长李景端日前就此情况撰文强烈质疑:我们真的需要这些图书吗，引进这类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出版社在引进图书时重视经济效益是必需的，但在这个基础上亟需重视社会效益。“出版者需要用发展、开放的眼光做标准，要注意引进图书的社会文化价值。这些国外的好作品能给社会的进步带来动力。”刘硕良指出，这需要相当多方面共同创造条件。一方面，出版社要有专业的眼光，将研究基金用于刀口上，积极引进更有价值、更有紧迫性的选题。另一方面，社会上有实力、有文化眼光的企业家也需要引起注意，在这方面予以扶持。而谢天震则表示，现在政府对于引进国外优秀图书的奖励和鼓励力度还不够，优秀读物的引进能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呼吁政府能更多的给坚持高品位引进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及翻译人员给予支持。(■见习记者徐晶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