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外国文学

    对我来说，年轻时只是养成了读书习惯；年岁稍长，阅历略增，才敢说“开卷有益”。

    我不止一次提到整整三十年前，外国文学作品允许公开发售的事儿。那年“五一”过后，新华书店送书到大学里卖，我买到的有《鲁滨孙漂流记》、《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契诃夫小说选》、《易卜生戏剧四种》等。书都用的是印报那种糙纸，而且把原本大三十二开版印成小三十二开本，许是印量太大，纸张供应不及的缘故罢。时至今日，我们买什么书，读什么书，不说随心所欲，总能自作主张，正肇始于当初的“解禁”。

    上面提到的几本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摆着，因为尚可一看，虽然《鲁滨孙漂流记》和《安娜·卡列尼娜》已有替代译本，而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和易卜生的剧作都出了全集了。说来我的阅读口味，三十年并无太大改变，尽管有些早先爱读的书，现在已经兴趣不大，但总归没有离开这个圈儿。朋友曾转告别人对我的议论：“说实话，我对他对外国文学这么感兴趣有点不解。他这个年纪还这么喜欢读小说，也是一种怪事了。”这些年我写东西的确较多涉及外国文学，但说不上是“坚持”。不过往身边看看，当初一班热衷外国文学的朋友，乐此不疲的好像没剩下几位了。

    我读外国文学，可以追溯到更早，只是那时书不好找，好书更难得。譬如苏联小说“文革”前翻译很多，我读了总有十之七八，现在回想起来，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印象最深。苏联文学中真正有成就者，除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发行过一两种外，其他如扎米亚京、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皮里尼亚克、巴别尔、普拉东诺夫等，基本上没有介绍。我是读了马克·斯洛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才明白这一点的，这是一部让我恍然大悟的书。以后这些作家的作品陆续翻译过来，我尽量买来阅读。前几天有读者来信要我推荐文学史著作，以个人所受影响而言，我首先要提到这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

    当年俄国和欧美小说较为稀见，但是我也设法读到一些，有的一直为我深所喜爱，譬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果戈理的《死魂灵》，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那时还只读了《穷人》和《白夜》。不过它们的好处，以后重读才真正懂得。尤瑟纳尔说：“有一些书，在年过四十之前，不要贸然去写。四十岁之前，你可能对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将千差万别的人分隔开来的广阔的自然疆界之存在认识不足，或者相反，有可能过于看重简单的行政划分、海关或军事哨所。”（《<哈德良回忆录>的创作笔记》）阅读的情形其实相去不远。对我来说，年轻时只是养成了读书习惯；年岁稍长，阅历略增，才敢说“开卷有益”。

    我读外国文学，获益之处首在欣赏，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勉强说即如过去所云，读书总是试图明白作家干嘛这么写，努力追随他当初的一点思绪。若追问然后又怎么样，只能说明白了就是明白了，如此而已。其次，如果要我说出在思想上所受影响最大的书，恐怕排在前面的还是文学作品，虽然历史、哲学和思想著作也读过一些。我曾说，我的人生观多得之于庄子，世界观多得之于卡夫卡。在我看来，卡夫卡已经把现代人的境遇，或者进一步讲，把我们这个世界给写完了。“文革”前发行的“黄皮书”中有卡夫卡一种，无缘得见。一九七九年我初次读到《世界文学》所载《变形记》，继而《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诉讼》、《城堡》等陆续问世，后来更买着一套全集。

    最近有位旅居美国的朋友打算送本画册给我，问我想要谁的。我报了三个名字：乔吉奥·德·契里柯，乔治·路阿和瑞奈·马格利特。三人的画册我都有，只是嫌薄，想找一本厚的。朋友听了我的话就笑了，说这与你对作家的兴趣完全一致——德·契里柯与卡夫卡，路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马格利特与纳博科夫和卡尔维诺，各有相通之处。我说也许还该加上一位塞尚，只是他的画册我已有一本满意的了，与他对应的作家是福楼拜。虽然我喜欢的作家还有很多，但是上述几位确实替我大致标举了极向，或者说划定了范围。德·契里柯画作中始终没有露面的主体——一个被寂静、空旷和阴影吓坏了的人，正是卡夫卡所塑造的角色，对我来说，这浓缩了一己对于世界的基本感受。路阿以颇为相近的粗犷笔墨描绘人物形象，同样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就中浓重、阴郁又有光亮的氛围和所流露的深沉、细腻的情感，我颇觉契合。马格利特充满悖论的智慧和游戏态度，与纳博科夫和卡尔维诺是一致的，而这始终令我神往。以上都是人间视点；此外还存在着一个俯视人间万物的“天地不仁”的自然视点，这在塞尚和福楼拜那儿体现得最充分，对此我多少有所领会。（止庵）